邻座那个能干的小伙子要走了，去本公司的另一个部门。这里他工作了一年还只是个合同工，而那里等待他的是个正式员工的职位。此事大家都表示理解，并向他祝贺。
很多年以前，我在另一家公司时，组长是个大我两届的学长。那时工作辛苦但无奈时局艰难，我们组甚至整个部门曾一度面临解散。老板们怕影响士气当然不好明说，官方的宣传口径总是“前途光明道路曲折”之类的。天生迟钝的我相信
不管在哪儿辛勤的努力必然换来相应的回报。这想法其实很幼稚，只要想想同一商品不同的境遇下的售价能相差数倍，就应该以此推之，
形势比人强。那学长偷偷把我送去参加了另一个部门的面试，其间他曾试图用隐晦的说法点醒我，但显然高估了我的领悟能力。由于不够重视准备不充分，我没能成功转会，所幸原来那个部门也没有解散，日子依旧过。多年以后我再想起学长的良苦用心，能做的只是为他默默祝福。
有幸生在一个自由年代，环境的相对自由使得任何人企图改变自身命运的努力都是被允许甚至是被鼓励的。管理者阻挠和设置障碍的行为，无理且无用。而站在集体主义立场上，抨击他人的见利忘义更显得苍白无力。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我带过十多个合同工、实习生。由于我人事运作方面的无能，没有给他们找到相应发展的机会，所以当他们中的一些找我谈出路问题时，我欣然接受。如果有机会能帮他们投个简历写个推荐信啥的我也义不容辞。这只是重复当初学长为我做过的而已。我没学长敏锐，不能在同伴自己意识到危机前点醒他们，因此我觉得自己实在不能胜任人事管理的工作。
有幸生在和平富足的年代，我的迟钝没有要了我的命。老爸老妈结婚之初在一个军事研究所共事，政委姓车，不懂技术的他是个老革命。车政委的部队从前驻扎在今天的深圳，对岸就是繁华的香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全国到处饿死无数。军队和国家机关，城市里的人们好歹还有国家供给，日子再苦也能活下来；农村那些“体制外”的人们没有供给又不许自己生产基本就是自生自灭。很多老百姓渡海逃亡香港，车政委下令不许开枪。因为这个立场问题，老车被证明不适合领兵带队，被调往内地研究所挂职，后来成了我爸妈这种书呆子的领导。我爸妈说这段往事的时候，言辞中透出对这个老粗的敬重。放到当时的形势去理解，这样的敬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柏林墙下的冤魂，
朝鲜脱北者的境遇。
三年前那人被击毙时，我刚好也在西藏，和朋友们走在朝拜珠峰的路上。事件离我们那么近，当时我却全然不知，回来上网知道以后开始思考：
1、在我们城里人看来此地如此美好的生活为啥有人要逃亡？
2、他们为何不是被对方守军打死而是被己方由背后开枪？
3、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底线在哪儿？是不是到了该用子弹保卫的地步？
之前我的麻木，我的理所当然，是我的眼睛瞎了耳朵聋了，还是良心大大的坏了了？一群人豁出命去干件事，总该有些道理吧。何况他们仅仅要求的是改变自己的命运，对他人无害。这世界的真实有多少是我所不知道的？
很难让一个被俗世浸染的犬儒主义者去理解去尊重他人的梦想。哪天当我也有自己的梦想时，我会明白。只是不知道这一天会不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