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活过底片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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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德国最壮观的"大河文学"出现了。
这部作品的厚度有100公里长， 每一公里大概有1000多页密密麻麻的文字。其中18公里是寻常百姓的生活点滴，11公里是"坏分子"的活动细节，剩下的70公里 嘛，还不清楚是什幺。
作者的名字是"东德公安部等" ，"等"包括85000名秘密警察和数十万名埋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线民"。作品里的主角，是东德1700万人口。作品的名字或 许可以叫"围城"，因为这1700万人住在围城里，四周有70万枚地雷，6万枝自动 扫射机关枪，还有，1100只训练有索的狼狗。
今年一月，"大河文学"公开，人们涌进那蜿蜒100公里的阴暗的文字迷宫里， 寻找自己的故事。进去的时候，心里已经藏着不样的预感，出来的时候，脸色苍白，双腿颤抖，太亮的阳光使人晕眩。
做妻子的，发现那定期到秘密警察那儿去报告自己行踪和言谈的，是共枕10年的丈夫。做学生的，发现记录自己"不当"言行的，是那课堂上授课的老师。作家，发现自己某年某日私下读了西方的刊物，打小报告的是那长年进出自家书房和厨房 的知交。牧师，发现自己在几年前所以大病，是因为医生遵从公安部的指示，开给他损坏脑神经的药剂。异议分子，发现自己和辩护律师当年的"密谈"内容，白纸 黑字的记载着。病人，发现自己对精神医师的倾吐，一卷一卷录在大河文学里……
人们早已忘怀了某年某月某日和某人在某地做的某事，突然像血证似的摊开在眼前，角落里写着出卖者的代号--他们是街坊邻居，是亲人、知交、文友、爱人，是为你治感冒的医生，为你辩护的律师，为你指引人生的教授。
这部大河作品涵盖的广度、渗透的深度，远远超过苏联克格勃和纳粹盖世太保的成就。它在读者心中引起的灵魂深处的颤动和哀恸，更不是一般文学作品所能比拟。
2
物理学者彼普的故事被安排在"坏分子"的11公里中。1987年，波普妻子袅丽可无意中对女朋友透露了自己对婚姻的厌倦感，这个女朋友马上到公安部去交了份报告：袅丽可有意离婚。
负责波普这一章的作者--公安部第22处处长，立刻开始布局，写下了波普故 事的大纲：
第一阶段：促使袅丽可申请进修以加强她与其夫分手意向……同时进行， 避免波普本人在其工作单位及社交生活有任何升迁或改善可能。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二阶段：扩大波普婚姻危机，加强女方离婚意愿，应设法使袅丽可与第 三者（线民哈洛得）发生亲密关系。完成日期：1987年6月。
第三阶段：给波普工作单位主管写匿名信，使波普成为问题人物。完成日期：与前同。
第四阶段：在《青年》报上发表波普和前妻（克莉）所生女儿一篇文章， 赞美其"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以之为榜样来警告坏分子。完成日期： 1987年5月。
第五阶段：促使波普女儿就读学校加强对该女政治信仰教育。该女儿最得 波普宠爱，影响其女儿应可加深波普无力感及家庭分裂。完成日期：1987 年3月。
第六阶段：在波普朋友圈中散布不利于他的谣言。完成日期：持续进行。 大纲订好了，人物的发展却不十分顺利。袅丽可现在记得，1987年中有个法官朋友曾经邀请她去看戏，原来那就是奉命引诱她的线民。亲密关系不曾发生，婚姻还没有破裂；围墙，先倒了。
3
尤鸿的故事只是不起眼的一小节，因为他是个小人物，他的遭遇也太寻常。
24岁那年， 尤鸿想逃离围城，运气不好，被逮到，判3年徒刑。不算什幺，在东德围城统治的28年之中，有23000人因逃亡罪而被判徒刑，平均起来，每两天就 有一个人逃亡、被逮、坐牢。许多单身母亲携带幼儿逃亡，被捕之后，母亲下狱服刑，幼儿，就被共产党送给党性坚强的家庭去收养，从此不知生身父母。
尤鸿被关了3年； 出狱前，他信口说，西德的制度比东德好。狱友转身打了小报告，于是尤鸿又被判了一年四个月的徒刑。这是1965年，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 不算什幺，在28年的围城中，有78000人以同样的罪名下狱，也就是说，将近30年 来，每天有8个人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而坐牢。尤鸿的命运不值一提。
16个月徒刑的前5个月， 尤鸿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强迫用药。终于出狱之后，也在一个餐馆工作，时间很短，因为，不知怎幺回事，他随口骂了句"共产党猪猡！"
报应来得很快，尤鸿又被抓进了精神病院，医师说：你再犯一次错，我们就不得不 用药剂来改造你了。
尤鸿又被释放，认识了一个在公安部上班的女郎，他告诉这个女郎公安部不是 个好地方，劝她洗手不于。结果有点反高潮--他又进了监狱。
1984年，尤鸿终于又得到了自由，可是失去了身体健康，失去了20年青春岁月， 失去了这一回合的整个人生。
4
这100公里长、30吨重的"大河文学"里自成一个世界，一个繁复的底片世界， 黑白分明：凡是怀疑社会主义的都是黑的，凡是和共产党合作的都是白的。现在这部记载一个民族生活的巨作经过冲洗，拿到阳光下一看，世界颠倒过来，黑的全变 白，白的全变黑了。
那85000个秘密警察， 失了业，噤声的潜入社会各个角落里，另谋生活。有办 法的，自然摇身一变，从公安部小主管变成了什幺合资企业小经理。人们也不十分注意。真正成为过街老鼠，人人追打的，倒是那数不清的、躲在底片世界中的、为 共产党作"走狗"的"线民"。
东德的末代总理戴麦哲尔--记得他和西方列强签订和平条约时那悲剧英雄的 姿态吗？统一没多久，末代总理就灰头土脸的下台，人们说，他是"大河文学"里有代号的一个线民。东柏林洪堡大学一向是东德学府重镇，大学校长芬可，灰头土 脸的被解聘了，人们说，在底片世界里他是一个依附政权的密切合作者。作家，一个接着一个被揪出来，谁是谁的告密者，"狗屁精"，弄他个水落石出。
像尤鸿那样遭受迫害的人，现在热切的寻求"天理报应"。不要把一切罪行怪 在制度头上，他们说，制度，是人做出来的，而且往往是某些特定的个人；追究责任是法治的根本。
那被揪出来的人，坐在破碎的世界里，既不知如何诠释过去，也不知怎幺面对 未来。曾经和政权合作给牧师"药物治疗"的精神医师，把背对着媒体的镜头；他从此不能再开业行医，更无法再面对社会--"给我安静吧！"他哽咽地说。
更多的人，曾经只是跟着大伙跑跑龙套，没害过人，却也没救过人。而今价值 观念突然翻转过来，他连自己是清白还是有罪也迷惑了。于是，一个东德部长提出一个实际的自我检讨的办法：不必问太抽象的问题，他说，问问自己几个最具体的 问题就可以决定自己究竟是否昧了良知，譬如说--人们为了自由而被射杀在柏林墙下的时候，你的立场在哪里？
5
我的朋友，还有太多的人活在那底片的世界里。希望他们有一天能见到阳光，在阳光下看那冲洗出来的世界。
论“博命者”的保障
十年砍柴
@2007-1-21 13:59:36
——由《中国贸易报》工作人员兰成长被害想到的
《中国贸易报》的工作人员兰成长去山西大同某地煤矿采访时被殴致死的消息刚刚发布，我就揣度到兰成长的真实身份和这次采访的真正内容，不是我先知先觉，因为兰成长这样的新闻同行，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
但不管怎样，如长平的文章所持的论点一样，我也以为兰成长无论是否有记者证，无论是被派遣采访还是擅自行动，无论是正常采访还是意欲敲诈，他的生命权应该得到保障。
这件惨案发生后，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值得去探究，那就是这些杀害兰成长的凶手，作案后潜逃，雇用他们的老板是怎样的态度?是想方设法帮助他们开脱还是把他们当成替罪羊？现在打人者已经归案，由于舆论的广泛关注，这些行凶者被雇佣者抛弃，当一回顶雷者是可以预料的事情。但是，《中国贸易报》在兰成长死后，不也是拼命地推卸责任么？本质上，兰成长和那些杀害他的人同样是被人雇来的，兰成长被雇来弄钱，杀人者被雇来护钱。他们都是听命于别人的打手。如果兰成长仅仅被打伤而没有被打死，如果不是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打人者背后的老板，会想方设法替这些兄弟运作、开脱，使他们免于处罚或受到最轻的处罚。这些杀害兰成长的人当然有黑道背景，但黑道上老大对手下兄弟是讲规则的，宋公明哥哥如果不是那样仗义疏财，李黑牛怎能为他卖命。这些护矿的人，都是博命者，套用吴思的理论，他们挣的是“血酬”，为了维持这个行业的秩序和发展前景，背后的老板会想方设法维护“博命者”的利益，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才不得不舍卒保车。
可是我看到一位成都的女同行采访此事的札记，她说最不齿的是《中国贸易报》的所为，我非常同意这个判断。新闻界对第一线兄弟的权益保护，其实还不如人家黑道团伙对自己小兄弟的保护，兰成长的遭遇就是一例。这不仅仅是说因为他被打死了，哪个行当特别是黑道都有风险，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死后，他背后的雇佣者的所作所为。一个小喽罗被杀死了，还有可能老大出来为他报仇，或者抚恤他的家属，因为老大不愿意让其他活着的兄弟寒心。可是，那些雇佣兰成长们的机构，兰成长在博命中丢失了生命，他们反而没有黑道仗义，想方设法摆出“白道”上的规则，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什么非职务行为啦，什么临时聘用啦。
一个由中国国际贸促会主办的行业报，他们广设记者站，到处聘用那么多如兰成长这样没有起码的新闻训练和从业经历的工作人员，难道是纯粹为了新闻报道，他们不知道兰成长们在下面主要是干什么的？他们其实需要的就是兰成长这些敢于博命，为他们创收的人，可是一旦出了事，一个个唯恐躲之不及。哪能挣了钱上下分成，有风险下面独自承担？这种行为，真不如黑道。
中国有多如牛毛的各类行业报，在纸媒影响式微的今天，行业报的生存越来越难，但那么庙养那么多和尚，怎么办？改革？往哪里改？这些报纸里面的从业者本来就不是纯粹的新闻人，庙要维持下去，方丈们还要过好日子，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广泛招收小沙弥四处化缘，可和尚的度牒不是自己能发的，由有司控制。于是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有度牒的和尚成天呆在庙里念经，没度牒的沙弥四处云游化缘。----这个现象不独今天有，当年朱元璋为了活命去皇觉寺出家，资历浅没根基，还没有受戒，就被打发到淮河两岸化缘，老和尚们躲在庙里等朱元璋拿钱回庙。
可是，方丈们总是一厢情愿地希望出现最理想状态，什么是最理想状态呢？小沙弥十分听话，出去捞钱除了维持自己必要的生活外，大部分化缘来的钱财都上缴，而且不要给大庙找麻烦。这怎么可能？这几乎是希望自己属下的官吏都是海瑞那样清廉一样可笑。连唐僧派猪八戒出去化斋，都不能防止猪八戒偷吃。人家投奔某个新闻单位，不就是看中这块牌子么？看中由新闻采访权衍生出来的利益么？说白了，这也是一种合法伤害权。人家当然想最大限度地挣钱，最小限度地往上面交钱。那么各类记者站临时聘用的人员，最愿意做的事情是瞒着上面去挣钱，这应该是聘用他们就可以料到的。明朝大太监刘瑾当权时，打着他名号的官员和太监到处索贿，有人劝他：刘公公，现在这些打你名号的人，弄来的钱顶多十有一二归你，十有八九归他们自己，可天下的恶名全算到公公你头上呀？刘瑾一想有道理，可为了自己的20%，他必须给人80%，而且承担恶名。不透明的、非正常渠道的利益获得，其实成本是最高的。对于兰成长这样被临时聘用的报社工作人员，也是如此，必定如此。而且“恶名”归谁？不是归某个记者站的负责人，也不是归这个新闻机构，而是归于整个行业，甚至整个体制。这是一块广阔的公共牧地，谁在乎其过度放牧？
这样的体制下，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一定是食物链末端的人。当年魏忠贤派锦衣卫下江南抓捕东林党人，明朝缇骑出京，是赚钱的好机会，嫌疑人千万家财很快耗尽。可抓捕者在苏州激起民变，一位校尉躲在房梁上被吓得摔死，最后一查，这校尉是假的，原来他花钱打点有关人士，弄一套衣服跟着来挣钱。-----这几乎和兰成长案一模一样。这类被临时雇来的人，一定最容易受到伤害，他们没有正式身份，他们资历浅，只能冲锋在前，以命搏钱。他们自己也知道这种处境，所以有机会，一定会竭泽而渔，能搞多少钱就搞多少钱，不留后路，因为这个行当的后路，和自己没关系，挣一笔是一笔。这也是为什么联防队员比警察狠，没记者证的记者比有证的胆子更大的原因。
开黑矿当然容易发财，但黑白两道不打通，就别想赚这个钱，因此一般的老板对一些灰色的成本是能承受的，就如吃羊的老虎，它的血会给一些蚊子吸。一些新闻机构的记者就是叮咬黑矿老板的蚊子，这在山西早不是什么秘密。可蚊子太多了，有块肥肉大家一窝蜂飞去，人家也不能无限制承受，对飞来的蚊子会加以选择，有的蚊子得罪不起，给点肉吃，有的蚊子来了干脆苍蝇拍伺候。我想如果当地的电视台或党报的记者去了，或者是中央几大主流媒体的记者，哪怕像兰成长一样没有新闻出版总署颁发证件的聘用人员，黑矿老板恐怕不敢轻易动用打手。可人家一想，如果连《中国某某报》的记者也一律用糖衣炮弹迎接，那就等于鼓励所有的蚊虫都来吸血吃肉，采取合法的手段，比如向公权力机关举报呢，因为是黑矿，付出的成本可能更大，那么咱也雇佣一帮“博命者”，来对付外面来的“博命者”。
小时候看打仗的电影，觉得英勇无比的解放军消灭胆小如鼠的国民党军，真是痛快。现在想来，在两伙博命者中间，没有什么正义和非正义，国军兄弟和共军兄弟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区别在哪里？区别在两伙博命者背后的老大，谁更能让手下的兄弟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让博命者们更能感觉到有保障。比如，能给人家分田地。
我能理解北京那位城管队副队长被摊贩捅死后，他的上司顶着舆论压力给争取到烈士的称号。不这样干，谁还为他博命？
如果兰成长有正式身份，估计《中国贸易报》也不至于这样凉薄；如果他干脆加入黑道，冲杀中殒命会得到那个领域内应有的抚恤。可惜他以白道的面目出现，却以黑道的规则行事，黑、白两道的保护和抚恤他都难得到。悲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