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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6日星期三

【转帖】中人之难

昨天只读过一遍,一天以来几次想起这篇,感觉芒刺在背。道理我都懂,可修为不易。为让自己时刻牢记,还是把它拓片下来。

和菜头的原文在这里


那国外的谁谁谁曾经说过:天才自有出路,笨蛋无可救药。于是他得出结论,教育的重点是中间这部分人。天才和笨蛋都是少数,大多数人都具备中人之资,这些中人做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事情,维持着这个世界的正常运转。

真正的天才是肉眼不可见的,真正的笨蛋是视而不见的,所以中人们又把自己分为三六九等。世俗意义上的天才,往往说的是那些中人里的上层。笨蛋么,则距离真正的阿甘还有相当距离。既然如此排定,就可以相互践踏,生活中也就多了许多趣味。总体而言,这种划分都有夸张的成分。世人所说的天才,往往并不是真的千年一遇,而更像是一种恭维。大家口中的笨蛋,也并不真的无药可救,蠢到让人想撞墙。

中人没有天才的那种机缘,突然之间能够顿悟,人生顿时上一层境界。中人多的是时间,用时间的累积达到经验的增长,从而在三六九等中跨向高一阶。于是我们时常看到,一个人在事业单位也好,公司企业也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升职。反过来的例子不是没有,但是很罕见。随着经验的增加,社会地位的提升,中人会误以为自己是个天才,否则无法解释自己如此成功。所以,相当数量的中人会误以为自己是天才,眼中的笨蛋数量严重偏离正常值。

常见的一种说话方式是用“你为什么不。。。”开头,中间辅以“想我当年。。。”,结论是:你因为笨,所以笨。我觉得这不大公平,而且不见得明智。天才自有出路,而中人总有出路,只是个时间问题。天才第一时间解题完毕,然后就去放野马。中人哼哧哼哧在凳子上磨屁股,磨个几小时也能算出答案。但是,如果磨完两小时屁股,转身就对刚开始磨的兄弟指手画脚,这就有点过份了。为什么有的人看起来高那么一点点?需要脱下裤子检查一番,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老茧,屁股上的老茧。唯有屁股如婴儿面孔一般鲜嫩之辈,大概才有这种颐指气使的特权,这叫屁股决定脑袋。

做人难,做中人最难。不是因为向上攀爬难度太大,而是自上而下的压力太重,来自自己人的打压过甚。简单的人生经验告诉我们,拿一手A的家伙毕竟是少数。多的是把一手牌凑来捏去,最后堪堪打过的家伙。大多数情况下,事情也居然就那么成了。明明自己也是这么凑出来的牌局,却做出一副满手都是A的模样,教育其他牌友,这叫诈和,属于虚荣的一种。

我一直是个中人,明白这其中的苦处。所以不大愿意教训后辈,世事应是如何,汝等应该怎样。一人有一人的磨法,一人有一人的时辰,如此而已。

2009年4月20日星期一

【转帖】白领陨落 黑领升起

五年前开始,陆续看了一些经济学的书籍,芝加哥学派为主,导致思想右倾。不看电视,所以也没听过郎咸平和大陆那些御用经济学家的辩论。想像中这个香港人操着不流利的普通话,学究气十足地抨击当今世道。

经济学还不能算科学,那里面的东西没有对错。人类不是实验室里的白鼠,可以用来反复实现。很多假设没有第二次验证的机会,历史不能重来。然而郎咸平此人,不管对错都值得尊重,因为他代表了知识分子的良心,这东西当今已经很少了。半个多世纪的改造以后,在这片土地上,一群经济上不能独立的“经济学家”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真正的看法。而作为香港人的他却发扬着白求恩当年的精神。

白领陨落 黑领升起


看完后我很悲哀,因为他说的是真的,这里没有希望。

勘误:经人指正郎教授是台湾人。好吧。

2009年4月10日星期五

理想与智慧




为追踪智力问答,看完了土摩托的《帽子和骰子答案》,文末却被引到了李子旸的这篇雄文:

九十年代也成了理想主义年代了?


受教了前辈。作为反省,我想以后该少用年代和环境为自己找借口,多想能做些什么而不是什么阻碍了我。


2009年3月20日星期五

【转帖】真相与立场

本月已 Ctrl+C/V 了不少文章,何妨多此一篇。根深蒂固的偏见一度使我相信在新浪这种地方不会找到如此理性的博主。可现在我赞同此文中的每一条。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7b739f0100cfb2.html

追问王亭亭事件真相之四:

真相与立场

萧瀚

1. 任何事件,真相都是最重要的,但是当一个社会没有基本的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的时候,无法得到真相的时候,立场就很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

2. 立场的决定方式很简单,当真相被操控于强势者之手的时候,或者强势者傲慢地拒绝与弱势者平等对话的时候,站在弱势者的立场就是正确的。

3. 相对于真相而言,仅仅这样站队可能会出错,但对的概率,也就是接近真相的概率更高,所以应该站在弱势者一边。

4. 这种站队的做法由于是在无法获得真相的基础上,所以出于谨慎和人道主义,可以不针对代表强势者的具体个人提出谴责和批评。

5. 由于为强势者工作的具体个人,其所负有的职业职责如果是掩盖真相和保持沉默,那么他们就违背了更高的基本准则,就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准则,如果因此而受到舆论的谴责,被舆论所批评也是他们应当承受的。

6. 强势者和弱势者会在特定情形下发生地位的转变,因此公共议论的参与者在真相的求索过程中,适时地转变立场也是正常的。但是,这就要非常具体而谨慎地把握,尤其要注意的是对具体的人尽量不能批评错——夸错了没关系。


7. 缺乏言论自由的舆论环境,会导致真相被人为扭曲,有义务披露真相的强势者如果不尽自己的义务披露真相,它就应当为此承担不利于自己的后果。

8. 国人通常喜欢质疑个人行为的动机,常喜欢做诛心之论,这是公共议论中最愚蠢的做法,它将导致公共议论的不可能。诛心之论只有在对掌握公权力者作出时才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所掌握的公权力意味着社会有权利以任何和平的方式质疑。

9. 一般情况下,真实发生的行为本身就足够讨论问题,根本不需要去了解行为者内在的动机,对弱势者的正当行为进行“作秀”、“炒作”、“借机出名“之类的诛心之论,正是强势者最喜欢的助阵。所以这种诛心之论,只要是针对弱势者,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助纣为虐之举。

10. 当真相被操控,难以明了的时候,对强势者、掌握公权力者的恶意推测,恰恰可以逼迫他们公开真相,而对弱势者的恶意推定只会雪上加霜,导致强势者更强,弱势者更弱。

11. 因对强势者以及公权力掌握者的恶意推定,导致他们被迫公开信息,只有当中立的媒体或其他机构独立调查之后得出的真相,如果是有利于强势者的真相结果,那么,最初对他们恶意推定者,既可以道歉,也可以不道歉,但涉及到具体个人的错误谴责,则应该针对具体人道歉。

12. 出现上述第十一条情况之后,对撒谎和涉嫌欺诈的伪弱势者,亦应当予以谴责,因为他们败坏了公共议论的应有秩序,但参与公共议论者不必因此而在另外的事件中噤声,只要外在条件没有改变,应当一如既往地站在弱势者的一边。

13. 有人可能会说,在缺乏言论自由的地方,做强势者很倒霉,难道他们一定要承受这种可能的冤枉吗?是的,从促进社会权利平衡的角度看,他们必须要承受这种可能的冤枉,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他们积极公开信息,而不至于构成对弱势者的侵害。

14. 只要没有言论、新闻出版自由,在真相无法了解的情况下,鸡蛋和石头的较量中,应该永远站在鸡蛋的一边。


2009年3月18日於追遠堂

2009年3月5日星期四

【转帖】不能说的事情

不能说的事情
赵六 翻译

Paul Graham (born 1964) ,著名的程序员,风险投资人,作家。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关于Lisp语言的相关作品,他著有On Lisp (1993), ANSI Common Lisp (1995), 以及Hackers & Painters (2004)。1995年,Graham以及 Robert Morris建立了Viaweb公司,该公司是第一个应用服务提供商(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Viaweb的软件,基本上都是用Common Lisp语言开发的,这使得用户可以创建自己的在线商店。1998年夏天,Viaweb被Yahoo!收购,售价相当于4960万美元,这就是后来的Yahoo! Store。

我想要给大家介绍的文章就出自Graham的Hackers & Painters一书,由于该书的其他部分主要和编程相关,所以略去不说,这里翻译的是该书的第三章,主要内容是介绍怎样训练自己跳出思维的局限,发现生活中的那些不能说的事情,从而掌握自我思考的能力和创新精神,其中有不少的思维方法很有价值,所以本人特地将其翻译与大家共享。


第三章的原文可以参见
http://www.paulgraham.com/say.html
第三章 不能说的事情

不知道你是否经历过这样的情形,偶然看到了自己的一张老照片,却被自己那时的形象小小地雷了一下。我真是那么穿的?没错,这是真的,我们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打扮得那么傻。这就是看不见的时尚演化,就如同我们所在的地球,一直都在不停地运动,而我们却什么也感觉不到。

但是真正令我吃惊的是,我发现在我们的周围,还存在着另外一种道德时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时尚同样是不可捉摸的,看不到的,但是却更加危险。衣着时尚是对好的设计的误读,道德时尚却是对善的误读。奇装异服,最多令人嘲笑你,但是具有暴力因素的道德时尚却可以令你被火刑,放逐,监禁,甚至被肉体消灭。

如果你有时间机器,不管你回到过去的什么地方,有那么一件事情一定要注意:小心说话!我们现在认为无害的观点,有可能导致你的极大麻烦。你注意到了吗,我在前文就曾经说了一个可能会给我带来极大麻烦的事情,和伽利略的遭遇类似,那就是我说了地球在移动。

书呆子们经常遇到麻烦,因为他们说不得体的话,穿着也跟不上潮流,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常常拥有很好的思想。然而世俗对这几点特质的忍耐底线却是依次减低的。这种情况好像贯穿了整个历史:在每一个时期,人们总是相信那些荒谬的事情,并且强烈的认为如果提出其他的意见,将会遭遇到极可怕的灾难。

我们的时代有何不同?对于任何熟读历史的人来说,答案几乎可以是确定的NO!如果说我们所处的是第一个获得了所有真知的时代,这得是多么大的一个奇迹啊。让人焦虑的是,哪些东西是我们现在所深信不疑的,但又会招致未来的嘲笑呢?如果有人乘坐时间机器从未来回到现在,有什么东西是他要留意不能说的?这就是我想在此研究的东西。但是我不想用现在流行的某些危言耸听来吓唬你们,我想要找的是一些更为基本的规则,可以指导我们什么话不能说--并且在任何时代都有效。

3.1 小测试
让我们先从一个小测验开始吧:有什么观点是你不情愿公开地对你的同事讲的吗?如果你的答案是没有,那么也许你应该停下来并思考一下了。如果你深信不疑的东西都是你应该相信的,真的是个巧合吗?可能不是。更大的可能是你接受了所有那些灌输给你的东西。

你也许会争辩说,我自己已经独立思考了所有那些观点,而且我所同意的恰恰也都是那些正统思想。这同样不大可能,因为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你也会。制作地图的人会故意地制造些小错误,这样的话,有人盗版的话,他们就能很快发现。盗版的地图上有着同样的错误,这是非常方便的指控证据。就像历史上的其他时代一样,我们的道德地图里也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并且,其中有些错误也是有意添加的。你的争辩在我看来,就像是那些1972年的人声称他们经过自己的判断后觉得“喇叭裤”是一种非常好的设计一样。

如果你现在相信所有那些你应该相信的东西,那么如果你成长在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农场主中间,或者你成长在1930年左右的德国,或者你是公元1200年的蒙古人,那会怎样,你又会相信什么?

在一个理想化的时代里,如果你有什么东西不敢大声的说出来,是你的问题。但是在达到这一理想时代之前,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你不认为你有什么东西不能公开,那么你应该真正反思一下,自己出了什么问题。

3.2 trouble
那么究竟什么东西是不能说的?一种方法就是看看那些惹了麻烦的人说了些什么。当然,我们不是仅仅去寻找那些不能说的禁忌,我们真正要找的是那些1.不能说并且是正确的,或者是2.有很大可能是正确的东西,对这类问题应该保留开放的态度。然而大部分惹上麻烦的那些言论,一般都处于前面两点的范围。没有人会因为说了2+2=5或者说皮斯堡的人有10英尺高而惹上麻烦,这种明显的错误只会被当作玩笑,或者更差一点,你可能会被认为神志不清。但是其他人不会因为你的言论而恼火。真正让他们恼火的是那些他们自己也有可能相信的言论。我怀疑,那些让他们最为抓狂的东西很有可能都是正确的。

如果伽利略说生活在帕多瓦的人有10英尺高,那么他有可能被当作无害的怪人对待。但是当他说地球在是围绕太阳转,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教会知道这会让人们对这种可能性进行考虑。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回溯历史的时候,这一经验法则工作的很好。有很多让人惹上麻烦的言论在现在看来都是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很有可能,今天的(至少)一部分异端邪说会在将来得到认同。

3.3 异端邪说
这还不是所有的答案,如果恰巧没有人因为某种言论而惹上麻烦,或者因为某种想法太过争议性而没有人敢于公开表达,那么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些想法的存在呢?

一种方法就是去领会这个词的意义:异端邪说(heresy)。在历史上的每个时期,总会有许多言论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然后被打倒,由此人们便没有机会来从容分辨到底这些言论是对是错了。在西方历史上,“亵渎神灵”,“亵渎圣物”以及“左道邪说”就是这类标签。在现代呢,类似作用的标签则是“不道德的”,“不合体统的”,以及“非美国的”。当然,现在的这种标签已经不那么令人如坐针毡了,人们也常常利用这些标签来说反话。不过,在历史上,这种标签还真是很有威力。

举例来说,“失败主义者”这个词,现在已经没什么特别的政治含义了。但是在1917年的德国,这个标签绝对是个厉害的武器,它曾经被鲁登道夫用来清洗那些希望签订和约的人。在二战前期,这个词也曾被丘吉尔及其拥趸所广泛使用,以便让那些反对者们闭嘴。在1940年,任何反对丘吉尔激进政策的人,都被贴上了“失败主义者”的标签。而那些人的反对意见究竟是对是错?据常理推断,那时没有人敢问过。

时至今日,我们还有类似的标签,而且还不少,从万能的“不合时宜”到令人恐惧的“分裂分子(divisive)”。在任何时代,我们都能发现这种标签,方法就是看看人们对他们所反对的真理是怎样称呼的。当一个政治家说他的对手是错误的,这是一种最直接的批评,但是如果他攻击一种言论是“造成不和的”或者是“种族倾向的”,但又不说明这种言论为什么是错误的,那我们就要留心这种人了。

因此,如果你想找到那些会被未来访客所嘲笑的当代禁忌,还有另外一种方法,那就是从这些标签入手。你可以随便说一个标签,比如“大男子主义”,然后试着想一想这个标签会被用到哪些方面?对其每种用法,都是正确的吗?你可能会问,难道随便找一个标签然后就这样开始?没错,就这样,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随机,最先出现在你脑子里的标签通常都是那种貌似合理的,你可能已经隐约注意到的,但却从没来得及去认真思考过的东西。

在1989年,有一些聪明的研究者做了一个实验,通过追踪医生在检查肺癌影像照片时眼球的运动,他们发现,即使这些影像分析医师漏掉了一些病灶,但是他们的眼睛却曾在这些病灶点上留意过。这说明他们的部分大脑已经发现了那里有些特别的东西,但却没有引起上层的意识注意。我认为有很多有意思的“左道邪说”其实早已在我们的大脑里自然形成了,如果我们能够暂时关掉头脑中的自我审查,它们就会自然地浮现出来。

3.4 时间和空间
如果我们能看到未来,自然就会知道哪些现代思潮是荒谬的。但这是做不到的,不过至少有一点还不错,我们可以回看历史。看看那些曾经是真理但现在看来却很可笑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现在的错误。从过去到现在的变化,一般都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在某些领域,比如物理学,如果我们不同意前辈的观念,那是因为他们是错误的而我们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进入其他的(那些非科学的)领域,我们就不能如此断言了。如果你面对的是社会问题,那你会发现很多变化仅仅是时尚因素,和裙摆高度的问题大同小异。

我们也许会自认为比前人聪明的多,也正直的多,但是读过历史之后你就会发现,恰恰相反,历史上的人们和我们非常相像。既不是英雄,也不是野蛮人。不管他们的思想是什么,那也是他们当时认为正确的,可接受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找一些有意思的“异端邪说”:拿现在的思想和历史上不同的文化来进行比较,来看看我们能发现什么。有些历史上的思想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也许是荒唐的令人震惊的;这没问题,但你有没有考虑过,有哪些历史上的思想可能是正确的?

你没必要从中发现那些重大的改变,在我们自己生活的时代里,关于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在不同的社会之间就存在着重大差异。所以你还可以拿不同的文化来和我们自己的进行比较(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到那些不同的文化地区看一看)。

你会发现一些相互矛盾的禁忌。在一个地方,你具有想法X是令人震惊的,但是如果你到另一个地方,令他们震惊可能是你居然不认同X。但是我认为,通常来说可能是这种情形:在一个文化里,想法X是可接受的,但是在另一种文化里,想法X会引起震惊。我的假设是,那些会引起特别大震惊的一方,有非常大的可能是有问题的,他们是错误的一方。我认为那些真正的禁忌,应该是(或者是近似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例如,谋杀。但如果有任何思想,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在世界的大多数地区,都被认为是无害的,但却仍然是我们的禁忌,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候选者,在这上面,是我们自己犯了错误。

举例来说,在二十世纪90年代,“政治正确”观念最为高涨的时期,哈佛大学给它的所有教职员工发了一个小册子,其中有这样的通知:恭维同事或者学生的服饰是不恰当的做法。别再说“nice shirt”了。我认为这条纪律在世界各种文化中都是少见的,不管是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在看。也许在其他更多的地方,人们会认为恭维别人的服饰是很有礼貌的表现而不是相反。如果你的时间机器设置了目标“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92”,那么你一定要注意这条纪律。

3.5 卫道士
如果未来的人真的发明了时间机器,我想他们肯定会在时间旅行手册里单独提到麻省剑桥的。那是一个很挑剔的地方,简直是“吹毛求疵之城”。在那里,当你交谈时,你必须要同时注意语法和内容,以便保证它们都是正确的。这也指出了另外一条路去发现禁忌:寻找那些卫道士,然后看看他们的脑子是怎么想的。小孩的头脑就像是一个仓库,里面存放的都是大人们的教条。小孩子的思想应该是纯洁无瑕的,这看起来好像是为了令大人们满足。我们灌输给他们的观念,不但是简化过的以便小孩子理解,同时也是消过毒的,来满足我们对小孩子应该怎样思考的控制欲。

小范围来说,你可以从说脏话这件事上发现这一点。我有很多朋友现在都开始有小孩了,他们所有人都试图不在小孩的面前说类似“fuck”或者“shit”之类的词,以免小孩听到后也开始模仿。但问题是,这些词本身就是语言的一部分,并且成年人几乎随时随地都在用这些词。所以,关于语言,通过不使用这些词,父母们灌输给孩子一个不准确的观念。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这些父母认为小孩子不适合使用全部的语言,我们喜欢看起来天真无邪的儿童。

另外,大多数成年人也喜欢误导孩子对这个世界的观感,最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圣诞老人了。我们认为小孩子真的相信圣诞老人存在是件很可爱的事情。我自己也不例外,但是有一点疑问,我们告诉小孩子的这些东西,究竟是为了他们好还是为了我们自己呢?我不准备在此讨论这个问题。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父母总想给孩子的头脑里也装饰一些可爱的东西,我可能也会这样做。但这样做的结果,(在理想情况下,他们没有经历过更多的阅历)会让一个精心抚养长大的十几岁少年的头脑里,或多或少,收集到所有的教条和禁忌。而这些最终会变成可笑的东西,不管我们怎么想,这种变化一定会在他们的头脑里出现。

我们是如何析构这些教条的?可以通过下面这个思想试验解释:想象这样一个人,他曾经在非洲当过雇佣兵,在尼泊尔当过医生,后来又在迈阿密经营过一个夜总会,其中的细节并不关键,总的来说,这个人确实阅历丰富。然后你再想象可以拿这个人脑子里的东西与一个在郊区长大的举止得体的16岁小姑娘的头脑中的东西进行比较,你认为哪些东西会让到这个小姑娘感到震惊呢?他了解这个世界;而这个小姑娘了解(或者是大概了解)当前的所有律条和禁忌。用他的思想减去这个小姑娘的思想,结果就是那些我们不能说的东西。

3.6 机制
我还有一种方法能指出什么东西是不能说的:看看禁忌是如何形成的,道德风尚是如何提出的,以及它们为什么会被采用。如果能够理解现象背后的机制,那么我们就够能在自己的时代里发现它们。道德风尚和一般时尚的创造机制并不相同,一般时尚的兴起,通常都是偶然的,是大众对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偶然兴致或发明的群起模仿。比如十五世纪后期在欧洲流行的宽面(broad- toed shoes)鞋,其缘起是法国的查理八世,而更确切的原因是他有一只脚是六趾。Gary本来是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偏远的磨房小镇的名字,但是演员Frank Cooper拿它作为名字之后,马上就引起了取名Gary的热潮。但是对于道德风尚,它的建立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果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能说的,通常是因为有某些团体不想让我们那样说。

当这些团体紧张的时候,这种禁止尤其强烈。讽刺的是,伽利略惹上麻烦是因为重复了哥白尼的思想,但哥白尼自己却安然无恙。实际上,哥白尼是一个教堂的教士,并且还把他的书献给了教皇。但是到了伽利略的时代,教会正在经历反对改革的阵痛,因此对非正统的思想极为紧张和忧虑。当一个团体悬于虚弱和强大之间的时候,它们便会去建立一个新的禁忌。一个自信的团体不需要禁忌来进行自我保护。如果你对美国人,或者英国人发表轻蔑的评论,那是无所谓的。于此同时,这个团体还必须足够强大,至少能够推动这个新的禁忌。嗜粪者,当我撰写本文的时候,看起来没有足够多的数量和能量能够把他们的兴趣推广成一种生活方式。

我怀疑最大的道德禁忌来源,是那些在权力斗争中勉强赢了的那一方。所以你可以在这种权力斗争的战场上发现他们:强大得能够推行禁忌,但又虚弱得需要这些禁忌来进行自我保护。有很多斗争,不管究竟是为了什么,最终都会表现为不同的思想间的斗争。16世纪的英国革命,其根本是为了财富和权力而进行的争斗,但其最终被精炼为这样的口号:为了保护英国精神免遭罗马的腐化影响而斗争。让人们为了一种理想而战斗更容易一些。最终不管哪一方获胜,其思想都将会被当作真理,如同上帝也同意他们一样,否则祂也不会选择他们作为胜利者。我们经常认为二战是真理战胜了极权的象征,但却选择性地忘记了苏联也是战胜国中的一员。

我并不是说所有斗争都是假思想之名,而是说,不管到底是为了什么,人们总是倾向于把它们往思想斗争上面靠。就像那些最近刚刚过时的时尚并不十分老土一样,那些刚刚被打败的对手所持的观点也并不都十分错误。例如,希特勒和斯大林所推崇的具象派艺术现在也开始逐渐恢复生命力了。

尽管思想上的时尚和服饰时尚不同,可能是由多个来源相互作用而兴起的,但是它们被人们所接受的机制却非常的相似。最早的时尚跟从者是野心勃勃的,那些自觉比较酷的家伙总是希望自己和普罗大众有所不同。而当这种风尚已经建立起来之后,第二批加入的人,也是数量非常多的人,则是被恐惧所驱动的,他们之所以接受这种风尚并不是想要自己与众不同,而恰恰是因为害怕与众不同。

所以如果你想发现什么是我们不能说的,那么你就看看时尚创建的机制然后预测一下什么东西是不能说的。什么团体是强大的,但又是紧张的,他们可能会压制什么样的思想?在最近的斗争中什么思想被击败了并被玷污了?如果一个自我感觉很酷的人想从先前的(比如他父母所具备的)潮流中脱颖而出,那他会拒绝其中的哪些主张?什么东西是墨守成规的人所害怕谈论的?

用这个技巧不能发现所有那些不能说的东西。我能想到一些例子,它们并不是最近的某种斗争的牺牲品。还有很多的禁忌是深深植根于过往历史的。但是通过上述的技巧,再结合前面讲到的几种方法,会帮助你找到很多让人不可思议的想法。

3.7 为什么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会有人做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要在一堆肮脏的、声名狼藉的想法里翻翻拣拣呢?为什么一定要看看石头下面隐藏着什么东西呢?

我会这样做,第一个原因和小孩子们翻检石头的原因是一样的,那就是纯粹的好奇心。而且我对那些被禁止的东西尤其感兴趣。让我自己看看,并且我还要自己做决定。第二点,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我不喜欢那些错误的思想。如果,像之前的那些时代一样,我们深信那些随后被证明是荒谬的东西,那么我想知道这些谬论是什么,从而,至少可以让我自己,不去盲从那些主张。第三点,我这样做是因为这对大脑有好处。要想创作出好的作品,你需要有一个可以天马行空的大脑。你尤其需要你的头脑有这样的习惯:喜欢到那些令人意料之外的地方去。

好的作品,易于从那些为别人所不在意的念头中来,那些不可想象的念头正是最为人所忽略的东西。举个例子,自然选择,多么简单,为什么其他人之前没有想到过?因为那些东西太过明显了。达尔文自己也因为这个理论所具有的巨大蕴意而心生疑虑。他想把自己的精力放在生物学上,而不是去和那些神创论者们去辩论。

科学所具有的一个特质,就是可以对任何假设提出质疑。科学家(至少是那些好的科学家)们的行为模式,是这样的:寻找那些传统智慧失效的地方,然后试图打破常规,去探求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东西。这就是一般提出新理论的方法。

一个好的科学家,换句话说,并不是简单地忽视传统智慧,而是要去努力打破常规。科学家是找麻烦的人。这其实是任何学者都具备的行为模式,但是科学家却是其中最喜欢探究石头下隐藏着什么东西的人。为什么?也可能仅仅是因为科学家们更加聪明。大部分物理学家都能够(如果有必要的话)拿到法国文学的PhD,但是我估计只有很少的法国文学教授能够拿到物理学PhD。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在科学中,理论的对错有一个较为明晰的判断标准,所以这使得科学家们都比较大胆。(又或者是这样,因为在科学中对于理论的判断有较为清晰的标准,因此你必须足够聪明才能得到一份科学家的工作,而不是去作一个政治家。)

不管原因到底如何吧,在智力水平和探究奇思异想的欲望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系。这并不仅仅是因为那些聪明的家伙喜欢去做寻找传统思维漏洞的工作。传统同样也不能限制他们。你可以从他们的衣着上看到这一点。“异端邪说”并不仅仅在科学上有正面效用,其实在任何竞争领域,你都可以通过看到别人不敢看的东西而大获全胜。在任何领域,基本上都存在着很少有人敢于探究的东西。例如美国的汽车工业,大家都对其日渐萎缩的市场份额而扼腕。然而其原因却又是如此的明显,任何一个旁观者都能立即指出来,那就是:他们生产的车不好。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很久了,以至于现在美国汽车的牌子已经有了反效果--成了那种你购买时要避免的而不是要挑选的牌子。对比一下在1970年的地位,卡迪拉克早已不再是汽车中的卡迪拉克了,并且我怀疑,没有人敢这样说过。否则的话,这些公司应该早就解决这些问题了。

训练你自己去思考那些不可思议的想法,其好处远远超过了那些想法本身。这就像是在做热身运动。在你跑步之前,你会尽可能地拉伸你的肢体做热身,而这些热身动作的幅度要远远超过你正常跑步时的幅度。如果你能真的能跳出常规之外,那么你一定会找到那种能让人头发都立起来的东西。当你对于那些神游八荒的小小旅行轻车熟路之后,你就掌握了所谓的“革新精神”。

3.8 私密思考
当你发现了一些不能说的东西,你该怎么办?我的建议是,不要说出它。或者至少,你要选择你的战场。假设在未来,这个世界上发起了一个废止“黄色”的运动。那些提议绘画任何黄颜色东西的人,都被指责为“黄色主义者”,因为他们都有喜欢黄颜色的嫌疑。那些喜欢橙色的人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也需要对他们留有格外的注意。假设你意识到,黄颜色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就这样到处宣扬的话,你肯定也会被指责为“黄色主义者”,然后你就会发现有无数来自反黄色主义者的争论在等待着你。如果你的人生目标就是恢复黄颜色的历史地位,也许这正是你所需要的。但是如果你对其他的问题更感兴趣,被贴上“黄色主义者”就只能给你带来打扰和烦恼。和傻瓜争论,你也会变成傻瓜。

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能够去“思考”你想要的东西,而不是去“说”你想要的。如果你觉得你必须把你所思考的东西全都说出来,那么这也会阻碍你去思考那些不合适的思想。我认为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在你的想法和说法之间,要划一个明显的界线,在你对头脑里,任何事情都是允许的。在我的头脑里,我会鼓励自己去思考那些我能想到的最极端的想法。但是,如同黑社会的帮规一样,屋子里的事,不能透露给外人。记得Fight Club吗,搏击俱乐部的第一个规定就是,你从来不能谈论它。

当Milton 1630年访问意大利的时候,曾经在威尼斯作过大使的Henry Wootton爵士告诉他,”i pensieri stretti & il viso sciolto”,私密思考,笑面待人。要对每个人微笑,但不要告诉他们你的真实想法。这是一个聪明的建议。Milton那时候是个极爱争辩的家伙,宗教裁判所对他有点紧张。其实,Milton所处的状况和我们的仅有程度上的差别。每一个时期都有它的异端,如果你不是因之而入狱的话,那至少也会因为支持它而饱受骚扰。

我承认保持沉默看起来有点懦弱。当我知道有人被基督教科学派攻击而饱受折磨的时候,有人因为反对以色列践踏人权而被贴上反犹太标签的时候,有研究者被DMCA法律诉讼所威胁的时候,我身体里的一部分都忍不住要说,“好吧,你们这些混蛋,冲我来吧。”问题是,有太多的东西都不能说,如果你想争论所有这些事情,那么你就不可能有时间去做真正的工作了。否则,你就得变成Noam Chomsky。【译注,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博士(Avram Noam Chomsky,1928年12月7日-)是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的荣誉退休教授。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被认为是20世纪理论语言学研究上最伟大的贡献。乔姆斯基还因他对政治的热忱而著名,尤其是他对美国和其它国家政府的批评。从1960年评论越战以来,他的媒体和政治评论便越来越著名。一般认为他是活跃在美国政坛左派的主要知识分子。他对美国外交政策及美国权力合法性的批判影响深远,并因而成为富有争议的人物。他有左派的忠诚追随者,但也受到右派及自由派越来越多的批评,尤其是针对他对911事件的反应。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给乔姆斯基带来了人身威胁。他的名字被列在特奥多·卡克辛斯基(Theodore Kaczynski,“邮箱炸弹杀手”)的预定名单上。在卡氏被捕以前,乔姆斯基让人检查收到的邮件以防炸弹。他自称也经常被警察保护,特别是在麻省理工校园的时候,虽然他本人原则上不同意这种保护】

3.9 笑面待人?
也许最好的策略是这样的,你要解释清楚你对当前的任何狂热行为都不支持,但不要对你反对的东西太有针对性。狂热份子也许想把你择出来,但你不必回应他们。如果他们一定要你对某事表态,比如,“你到底是同意我们还是反对我们?”你可以这样回答,“都不。”当然,更好一点的说法是“我还没有决定。”这就是Larry Summers在被问类似问题时的答案。【译注,Larry Summers,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之一,是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拿过Clark Medal,后来当过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2001至2006年,是哈佛大学校长,现在是奥巴马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因为2005年的一个性别歧视事件被国人所熟知。他在一个会议上说,科学家中女性的数量少有三个原因:1.歧视,2.女性由于child bearing以及其他生理原因,对事业不像男性那么愿意投资,3.女性在考试成绩上的方差小于男性(就是说特别聪明的和特别笨的男性都比女性多),存在基因上的原因,因此而饱受攻击,并辞去其校长职务。】

随后,Larry Summers还做了这样的解释,他说:“不要对我做石蕊测验”。【译著,石蕊試紙是由石蕊溶液浸漬濾紙,晾乾得到。石蕊試紙是常用的試紙,是檢驗溶液的酸鹼性最古老的其中一種方式。有紅色石蕊試紙和藍色石蕊試紙兩種。鹼性溶液使紅色試紙變藍,酸性溶液使藍色試紙變紅。】人们热衷争论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很复杂的,为什么要很快的给出结论呢?况且这又没有奖金。

如果反黄主义者看起来就要泛滥得失去控制了,而你想进行还击,那么这里有一些方法能让你避免被指控为“黄色主义”。就像古代军队的散兵一样,你会避免和对方的大部队正面接触。更好的方法是远距离用弓箭对其进行骚扰。所以,方法一就是把争论向上提升一个抽象级别,如果你和对方争论的是一般的检查制度,那么就可以避免因为某一具体的书或者某一具体的电影里的内容而被攻击为异端了。你可以通过对某一标签的“元标签”(meta-labels)而对其展开进攻。使用元标签,可以对标签的用法抽象而绕开那些阻碍讨论的障碍。“政治正确”这一术语的流行,恰恰说明了政治正确要开始玩完了,因为这一术语使得大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总体现象进行攻击,而无需因为某一具体的被压制的异端邪说而惹上麻烦。

另一种反击的手法就是使用隐喻。Arthur Miller仅通过一个剧本就破坏了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活动【译注:美国极右派参议员麦卡锡在 1950 年代成立的委员会,以肃清共产党为藉口,在当时进行了不少政治迫害的行动。全称是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这个剧本就是《严酷的考验》(The Crucible),以十七世纪在美国麻州沙林村发生的女巫事件影射麦卡锡主义的恐共疑云。他从没有直接提到过调查委员会,因此也没有给HUAC委员会任何机会作出回应。HUAC能做什么呢,难道为女巫私刑事件辩护?由于Arthur Miller的影射太绝妙了,直到今天,HUAC的活动还经常被描述为“搜捕女巫”。

最好的方法,也许是幽默。狂热份子,不管因为什么狂热,基本上来说他们都是缺乏幽默感的人。他们不会用玩笑作为回应,在幽默的疆土里,他们闷闷不乐,如同站在溜冰场上的全副盔甲的骑士。最终打败维多利亚时代的卫道士的方法,就是将其作为一个笑话看待。对于其化身“政治正确”,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我很高兴写了《严酷的考验》这个剧本,”Authur Miller曾经写道,“但是回顾一下,我常常希望当时自己写的是荒诞喜剧,当时的情况更像是这个。”

3.10 保持质疑
我的一个荷兰朋友对我说,应该把荷兰当作一个开放型社会的例子。确实,荷兰有一个很悠久的相对思想开放的传统。很多世纪以来,在低地国家都可以说一些在其他地方不能说的话,而这也帮助了这些地区成为了学者和工业的聚集地(学者和工业间的紧密关系比大多数人所认为的要历史悠久得多)。笛卡尔,尽管被当作法国学者,但却在荷兰形成了大部分思想。但是,我有点怀疑,在荷兰人的生活里似乎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规程条例,在那里,既然有那么多的事情不能做,难道真的没有什么东西不能说吗?

当一个人的数学不太好的时候,他一般是知道的,因为他在考试的时候总是得不出正确答案。但是当一个人的头脑并不开放的时候,他却不知道这一点。实际上,他们倾向于得到相反的结论。还记得吗,时尚的特性就是不可见的。否则的话,时尚也就不流行了。对于深陷其中的人们来说,时尚并不是“时尚”,而是“正确的事情”。只有从远处观察,我们才能看到人们关于正确事情的认知的波动,从而分辨出那也是时尚的一种。

时间给了我们这种观察上的距离。确实,新时尚的到来,使得上一个潮流很容易识别,因为对比之下,它们显得很可笑。从钟摆的一端来看,另外一端显得格外远。但要看清当前的时尚,则需要你做有意识的努力,因为没有时间可提供距离来进行观察,你必须自己来创造距离。不要成为乌合之众的一部分,你要尽可能的远离他们,并观察什么正在发生。尤其是要着重留意那些正在被压制的思想。针对儿童和雇员而设置的网络过滤,会禁止掉那些含有色情、暴力以及仇恨言论的网站。但什么算是色情和暴力?到底什么又算是“仇恨言论”?这些说辞听起来像是1984年的腔调。

标签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外部线索。如果一个言论是错误的,那么这本身就是对它最严厉的评论。你根本没必要说它是异端邪说。如果这个言论并不是错误的,那么它就更不应该受到压制。所以,当你看到某种言论被攻击为XX主义,或者是YY化(你可以拿你知道的词汇去替换XX和YY),不管是在1630年还是2030年,这都是一个确定的信号,告诉你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了。当你听到有人开始使用这种标签了,问问是为什么,特别是,当你听到自己也开始使用这种标签的时候。

你不仅仅要远离那些乌合之众以便观察,你还要对自己的思想进行远距离观察。顺便说一下,这并不是一个激进的想法,而是一个区别儿童和成年人的主要标志。当一个儿童因为疲惫而生气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一个成年人,可以进行自我判断,对自己说,“没关系,我只是累了。”我看不出为什么一个人不能用类似的方法,学会识别并抵抗道德潮流的侵袭。

如果你想要自己思维清晰,那么你还要多做一点。但这一点更难,因为你现在要反抗社会习俗而不是遵循它。每一个人都会鼓励你长大,最终成熟到能够处理自己的坏心情。但是要成长到能够抵抗坏的社会风气,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只会得到非常少的鼓励。

当自己在水中的时候,怎么能看到浪潮呢?所以要常常质疑。这是唯一的方法。你有什么不能说的话题吗?其原因何在呢?

2009年2月27日星期五

【转帖】蛋

多年以前崔哥唱《红旗下的蛋》,多年以后村上春树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崔哥是我敬仰的歌手,现在的孩子们不会理解;村上也是我喜欢的小说家,尽管他的作品在大陆被林氏翻译得很走样,尽管我学日语专业的徒弟说他是个猥琐怪蜀黍,我还是很喜欢他写的东西。今天读完这篇他的演讲,我开始喜欢他这个人了。


【转载者按】村上春树于2月22日前往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在他动身之前,以色列进攻加沙地带,攻击哈马斯组织。因为这个缘故,许多人劝说村上春树不要去以色列,甚至表示如果他去了的话,就会抵制他的书。可是,村上春树还是去了,并且在那里发表了一次讲演。

博客BTR(鼻涕人)根据以色列《Haaretz》报上刊登的演讲内容,翻译为中文。

作者:鼻涕人《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来源:
村上春树:永远在蛋这一边(上)
村上春树:永远在蛋这一边(下)

《永远在蛋这一边》高くて、固い壁があり、それにぶつかって壊れる卵があるとしたら、私は常に卵側に立つ
村上春树

今天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来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职业撒谎者。

当然,并不只有小说家才撒谎。政治家也做这个,我们都知道。外交官和军人有时也说他们自己的那种谎,二手车销售员、肉贩和建筑商也是。但小说家的谎言与其他人的不同,因为没有人会批评小说家说谎不道德。甚至,他说的谎言越好、越大、制造谎言的方式越有独创性,他就越有可能受到公众和评论家的表扬。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的回答会是这样:即,通过讲述精巧的谎言——也就是说,通过编造看起来是真实的虚构故事——小说家能够把一种真实带到新的地方,赋予它新的见解。在多数情况下,要以原初的形态领会一个事实并准确描绘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把事实从它的藏身之处诱出,将之转移到虚构之地,用虚构的形式取而代之,以试图抓住它的尾巴。然而,为了完成这点,我们必须首先厘清在我们之中真实在哪儿。要编造优秀的谎言,这是一种重要的资质。

不过,今天我不打算撒谎。我会努力尽可能地诚实。一年里有几天我不说谎,今天碰巧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很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儿领取耶路撒冷奖。有些人甚至警告我,如果我来,他们就会策划抵制我的书。

此中的原因,当然是肆虐于加沙地区的激烈战争。联合国报道,有超过一千多人在被封锁的加沙城内失去了生命,其中不少是手无寸铁的公民——孩子和老人。

收到获奖通知后,我多次问自己,是否要在像这样的时候到以色列来,接受一个文学奖是不是合适,这是否会造成一种印象,让人以为我支持冲突的某一方,以为我赞同某国决意释放其压倒性军事力量的政策。当然,我不愿予人这种印象。我不赞同任何战争,我不支持任何国家。当然,我也不想看见我的书遭到抵制。

然而最终,经过仔细考虑,我下定决心来到这里。我如此决定的原因之一是,有太多人建议我不要来。或许,就像许多其他小说家,对于人们要我做的事,我倾向于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人们告诉我——尤其当他们警告我——“别去那儿,”“别做那个,”我就倾向于想去那儿,想做那个。你们或许可以说,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天性。小说家是异类。他们不能真正相信任何他们没有亲眼看过、亲手接触过的东西。

而那就是我为什么在这儿。我宁愿来这儿,而非呆在远处。我宁愿亲眼来看,而非不去观看。我宁愿向你们演讲,而非什么都不说。

这并不是说我来这儿,是来传达政治讯息的。当然,做出是非判断是小说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然而,把这些判断传达给他人的方式,要留给每个作家来决定。我自己宁愿把它们转化为故事——趋向于超现实的故事。因此今天我不打算站在你们面前,传达直接的政治讯息。

但请你们允许我发表一条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写小说时一直记在心里的东西。我从未郑重其事到把它写在纸上,贴到墙上:而宁愿,把它刻在我内心的墙上,它大约如此:

“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对,不管墙有多么正确,蛋有多么错,我都会站在蛋这一边。其他人会不得不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决定。如果有一个小说家,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所写的作品站在墙那边,那么这样的作品会有什么价值呢?

这个隐喻的涵义是什么?有些情况下,它实在太简单明白了。轰炸机、坦克、火箭和白磷炮弹是那坚硬的高墙。蛋是那些被碾碎、被烧焦、被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这是该隐喻的涵义之一。

可这不是全部。它有更深刻的涵义。这样来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无法取代的灵魂,被包裹在一个脆弱的壳里。我是如此,你们每一个人也是。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面对着一堵坚硬的高墙。这堵墙有个名字:它叫体制(The System)。体制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不再受任何人所控,然后它开始杀害我们,及令我们杀害他人---无情地,高效地,系统地。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使个人灵魂的尊严显现,并用光芒照耀它。故事的用意是敲响警钟,使一道光线对准体制,以防止它使我们的灵魂陷于它的网络而贬低灵魂。我完全相信,小说家的任务是通过写作故事来不断试图厘清每个个体灵魂的独特性---生与死的故事,爱的故事,使人哭泣、使人害怕得发抖和捧腹大笑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日复一日,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编造着虚构故事的原因。

我的父亲去年去世,享年九十。他是位退休教师,兼佛教僧人。读研究院时,他应征入伍,被派去中国打仗。我是战后出生的孩子,经常看见他每日早餐前,在家里的佛坛前长时间虔诚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告诉我他是在为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

他说,他为所有死去的人祈祷,无论敌友。我凝视着他跪在祭坛前的背影,似乎感到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

我的父亲死了,他带走了他的记忆,我永远不可能了解的记忆。但潜藏在他周围的死亡气息却留在了我自身的记忆里。这是少数几样我从他那儿承继下去的东西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向你们传达一件事。我们都是人类,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宗教的个体,都是脆弱的蛋,面对着一堵叫作“体制”的坚硬的墙。显然,我们没有获胜的希望。这堵墙太高,太强---也太冷。假如我们有任何赢的希望,那一定来自我们对于自身及他人灵魂绝对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任,来自于我们灵魂聚集一处获得的温暖。

花点时间想一想这个吧。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真实的、活着的灵魂。体制没有这种东西。我们一定不能让体制来利用我们。我们一定不能让体制完全失去控制。体制没有造就我们,我们造就了体制。

那就是所有我要对你们说的话。

我很荣幸获得耶路撒冷奖。我很荣幸我的书正被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们阅读着。我也很高兴今天有这机会向你们演讲。

(完)

こんばんは。わたしは今日、小説家として、つまり嘘を紡ぐプロという立場でエルサレムに来ました。

今天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来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职业撒谎者。

もちろん、小説家だけが嘘をつく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よく知られているように政治家も嘘をつきます。車のセールスマン、肉屋、大工のように、外交官や軍幹部らもそれぞれがそれぞれの嘘をつきます。しかし、小説家の嘘は他の人たちの嘘とは違います。小説家が嘘を言っても非道徳的と批判され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それどころか、その嘘が大きければ大きいほど、うまい嘘であればいっそう、一般市民や批評家からの称賛が大きくなります。なぜ、そうなのでしょうか?

当然,并不只有小说家才撒谎。政治家也做这个,我们都知道。外交官和军人有时也说他们自己的那种谎,二手车销售员、肉贩和建筑商也是。但小说家的谎言与其他人的不同,因为没有人会批评小说家说谎不道德。甚至,他说的谎言越好、越大、制造谎言的方式越有独创性,他就越有可能受到公众和评论家的表扬。为什么会这样呢?

それに対する私の答えはこうです。すなわち、上手な嘘をつく、いってみれば、作り話を現実にすることによって、小説家は真実を暴き、新たな光でそれを照ら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す。多くの場合、真実の本来の姿を把握し、正確に表現することは事実上不可能です。だからこそ、私たちは真実を隠れた場所からおびき出し、架空の場所へと運び、小説の形に置き換えるのです。しかしながら、これを成功させるには、私たちの中のどこに真実が存在するのかを明確に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このことは、よい嘘をでっち上げるのに必要な資質なのです。

我的回答会是这样:即,通过讲述精巧的谎言——也就是说,通过编造看起来是真实的虚构故事 ——小说家能够把一种真实带到新的地方,赋予它新的见解。在多数情况下,要以原初的形态领会一个事实并准确描绘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把事实从它的藏身之处诱出,将之转移到虚构之地,用虚构的形式取而代之,以试图抓住它的尾巴。然而,为了完成这点,我们必须首先厘清在我们之中真实在哪儿。要编造优秀的谎言,这是一种重要的资质。

そうは言いながらも、今日は嘘をつくつもりはありません。できる限り正直になります。嘘をつかない日は年にほんのわずかしかないのですが、今日がちょうどその日に当たったようです。

不过,今天我不打算撒谎。我会努力尽可能地诚实。一年里有几天我不说谎,今天碰巧就是其中之一。

真実をお話しします。日本で、かなりの数の人たちから、エルサレム賞授賞式に出席しないように、と言われました。出席すれば、私の本の不買運動(ボイコット)を起こすと警告する人さえいました。これはもちろん、ガザ地区での激しい戦闘のためでした。国連の報告では、封鎖されたガザ市で1000人以上が命を落とし、彼らの大部分は非武装の市民、つまり子どもやお年寄りであったとのことです。

所以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很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儿领取耶路撒冷奖。有些人甚至警告我,如果我来,他们就会策划抵制我的书。此中的原因,当然是肆虐于加沙地区的激烈战争。联合国报道,有超过一千多人在被封锁的加沙城内失去了生命,其中不少是手无寸铁的公民——孩子和老人。

受賞の知らせを受けた後、私は何度も自問自答しました。このような時期にイスラエルへ来て、文学賞を受けることが果たして正しい行為なのか、授賞式に出席することが戦闘している一方だけを支持しているという印象を与えないか、圧倒的な軍事力の行使を行った国家の政策を是認することにならないか、と。私はもちろん、このような印象を与えたくありません。私は戦争に反対ですし、どの国家も支持しません。もちろん、私の本がボイコットされるのも見たくはありません。

收到获奖通知后,我多次问自己,是否要在像这样的时候到以色列来,接受一个文学奖是不是合适,这是否会造成一种印象,让人以为我支持冲突的某一方,以为我赞同某国决意释放其压倒性军事力量的政策。当然,我不愿予人这种印象。我不赞同任何战争,我不支持任何国家。当然,我也不想看见我的书遭到抵制。

しかしながら、慎重に考慮した結果、最終的に出席の判断をしました。この判断の理由の一つは、実に多くの人が行かないようにと私にアドバイスをしたことです。おそらく、他の多くの小説家と同じように、私は人に言われたことと正反対のことをする傾向があるのです。「行ってはいけない」「そんなことはやめなさい」と言われると、特に「警告」を受けると、そこに行きたくなるし、やってみたくなるのです。これは小説家としての私の「気質」かもしれません。小説家は特別な集団なのです。私たちは自分自身の目で見たことや、自分の手で触れたことしかすんなりとは信じないのです。

然而最终,经过仔细考虑,我下定决心来到这里。我如此决定的原因之一是,有太多人建议我不要来。或许,就像许多其他小说家,对于人们要我做的事,我倾向于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人们告诉我——尤其当他们警告我——“别去那儿,”“别做那个,”我就倾向于想去那儿,想做那个。你们或许可以说,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天性。小说家是异类。他们不能真正相信任何他们没有亲眼看过、亲手接触过的东西。

というわけで、私はここにやって参りました。遠く離れているより、ここに来ることを選びました。自分自身を見つめないことより、見つめることを選びました。皆さんに何も話さないより、話すことを選んだのです。

而那就是我为什么在这儿。我宁愿来这儿,而非呆在远处。我宁愿亲眼来看,而非不去观看。我宁愿向你们演讲,而非什么都不说。

ここで、非常に個人的なメッセージをお話しすることをお許しください。それは小説を書いているときにいつも心に留めていることなのです。紙に書いて壁に貼ろうとまで思ったことはないのですが、私の心の壁に刻まれているものなのです。それはこういうことです。

但请你们允许我发表一条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写小说时一直记在心里的东西。我从未郑重其事到把它写在纸上,贴到墙上:而宁愿,把它刻在我内心的墙上,它大约如此:

「高くて、固い壁があり、それにぶつかって壊れる卵があるとしたら、私は常に卵側に立つ」ということです。

“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そうなんです。その壁がいくら正しく、卵が正しくないとしても、私は卵サイドに立ちます。他の誰かが、何が正しく、正しくないかを決めることになるでしょう。おそらく時や歴史というものが。しかし、もしどのような理由であれ、壁側に立って作品を書く小説家がいたら、その作品にいかなる価値を見い出せるのでしょうか?

对,不管墙有多么正确,蛋有多么错,我都会站在蛋这一边。其他人会不得不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决定。如果有一个小说家,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所写的作品站在墙那边,那么这样的作品会有什么价值呢?

この暗喩が何を意味するのでしょうか?いくつかの場合、それはあまりに単純で明白です。爆弾、戦車、ロケット弾、白リン弾は高い壁です。これらによって押しつぶされ、焼かれ、銃撃を受ける非武装の市民たちが卵です。これがこの暗喩の一つの解釈です。

而以上比喻的意义何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意义只是太简单、太清晰了。炸弹和坦克和飞弹和白磷弹就是那面高墙。而那些鸡蛋就是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他们被炮弹粉碎、烧毁、击中。这是这比喻的一层意味。

しかし、それだけではありません。もっと深い意味があります。こう考えてください。私たちは皆、多かれ少なかれ、卵なのです。私たちはそれぞれ、壊れやすい殻の中に入った個性的でかけがえのない心を持っているのです。わたしもそうですし、皆さんもそうなのです。そして、私たちは皆、程度の差こそあれ、高く、堅固な壁に直面しています。その壁の名前は「システム」です。「システム」は私たちを守る存在と思われていますが、時に自己増殖し、私たちを殺し、さらに私たちに他者を冷酷かつ効果的、組織的に殺させ始めるのです。

然而这不是全部。它还有更深的含义。试着这样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是一枚鸡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灵魂,而这灵魂覆盖着一个脆弱的外壳。这就是我自己的真相,而且这也是你们每一个人的真相。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程度或轻或重地,都在面对着一面高大的、坚固的墙。而这面墙有一个名字:它的名字叫做“体制 ”。这个体制本来应该保护我们,但是有时候它有了生命,而这时它开始杀死我们,并且怂恿我们互相残杀——冷血地、有效地、系统性地残杀。

私が小説を書く目的はただ一つです。個々の精神が持つ威厳さを表出し、それに光を当てることです。小説を書く目的は、「システム」の網の目に私たちの魂がからめ捕られ、傷つけられることを防ぐために、「システム」に対する警戒警報を鳴らし、注意を向けさせることです。私は、生死を扱った物語、愛の物語、人を泣かせ、怖がらせ、笑わせる物語などの小説を書くことで、個々の精神の個性を明確にすることが小説家の仕事であると心から信じています。というわけで、私たちは日々、本当に真剣に作り話を紡ぎ上げていくのです。

我写作小说只有一个原因,而那就是为了使个体灵魂的尊严彰显,并且闪闪发光世人可见。一个故事的目的是敲响一个警钟,是燃亮灯火不灭,从而令在体制之中的我们的灵魂不至迷陷于体制的巨网,不至于被体制损害。我真的相信小说作者的工作就是通过写作不断地去尝试将个体灵魂的独特性澄清——那些关于生与死的故事,那些关于爱的故事,那些让人们落泪、并且因恐惧而战栗、因大笑而颤抖的故事。这就是我们继续着的原因,一天又一天,用极致的严肃捏造着虚幻的小说。

私の父は昨年、90歳で亡くなりました。父は元教師で、時折、僧侶をしていました。京都の大学院生だったとき、徴兵され、中国の戦場に送られました。戦後に生まれた私は、父が朝食前に毎日、長く深いお経を上げているのを見るのが日常でした。ある時、私は父になぜそういったことをするのかを尋ねました。父の答えは、戦場に散った人たちのために祈っているとのことでした。父は、敵であろうが味方であろうが区別なく、「すべて」の戦死者のために祈っているとのことでした。父が仏壇の前で正座している輝くような後ろ姿を見たとき、父の周りに死の影を感じたような気がしました。

我的父亲去年以九十高龄去世了。他是名退休的教师,兼一名业余的僧人。当他在京都学校毕业后,他被征选进了军队,派送至了中国。我作为战后的一代,每天清晨早饭之前都会看到他在我家那个小小的佛坛前虔诚地念经、久久地晨诵。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告诉我他在为那些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他在为那些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不论己方和敌方。看着他跪在佛坛前的背影,我似乎感觉到一片死亡的阴影在他的上方盘旋。

父は亡くなりました。父は私が決して知り得ない記憶も一緒に持ってい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しかし、父の周辺に潜んでいた死という存在が記憶に残っています。以上のことは父のことでわずかにお話しできることですが、最も重要なことの一つです。

我父亲去世了,而他的记忆也随之而去,那些记忆我将永远也不会知道。而那潜伏于他周身的死亡气息则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这是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少数东西之一,并且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今日、皆さんにお話ししたいことは一つだけです。私たちは、国籍、人種を超越した人間であり、個々の存在なのです。「システム」と言われる堅固な壁に直面している壊れやすい卵なのです。どこからみても、勝ち目はみえてきません。壁はあまりに高く、強固で、冷たい存在です。もし、私たちに勝利への希望がみえることがあるとしたら、私たち自身や他者の独自性やかけがえのなさを、さらに魂を互いに交わらせることで得ることのできる温かみを強く信じることから生じるもの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でしょう。

我今天只有一个讯息希望传达给你们。那就是我们都是人类,是超越了国籍种族和信仰的个体,并且我们都是面对着名为体制的坚固墙体的脆弱的鸡蛋。照一切看来,我们没有赢的胜算。墙太高大了,太强大的——而且太冷酷了。如果我们还有一点点胜利的希望,那么它将来自于我们对于自己的和其他人的灵魂当中的那种极致的独特行和不可替代性的信念,来自于对于我们从灵魂的联合所获得的那种温暖的信念。

このことを考えてみてください。私たちは皆、実際の、生きた精神を持っているのです。「システム」はそういった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システム」がわれわれを食い物にすることを許してはいけません。「システム」に自己増殖を許してはなりません。「システム」が私たちをつくったのではなく、私たちが「システム」をつくったのです。これが、私がお話ししたいすべてです。

请花一点点时间想想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副脆弱的、但活生生的灵魂。而体制一无所有。我们一定不能任由体制去剥削我们。我们一定不能允许体制有它自己的意志。因为体制并不创造我们:是我们创造了体制。这就是我全部想说的。

「エルサレム賞」、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私の本が世界の多くの国々で読まれていることはとてもうれしいことです。イスラエルの読者の方々にお礼申し上げます。私がここに来たもっとも大きな理由は皆さんの存在です。私たちが何か意義のあることを共有できたらと願っています。今日、ここでお話しする機会を与えてくださったことに感謝し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我非常荣幸能够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我非常荣幸我的书被世界上那么多地方的人所阅读。而且我非常想对以色列的读者们表达我的感激。你们是我来到这里的最大动因。而且我希望我们分享了一些东西,一些充满了意义的东西。我非常高兴今天在这里有这个机会与你们对话。非常感谢。

2008年8月9日星期六

抄书一篇

看网络小说识字的一代人里有说看不懂小波的小说。于是有人就贴了下面这篇试图证明小波的杂文很好懂。我不认为时代的差别有多大,因为这篇说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事现在也还在重演。前些时候范跑跑郭跳跳的道德标准的讨论就是一例。可以预见,同样的事在我们身后还会无数次的发生。小波去世十年多了,可韩寒这些小朋友们不是长大了么?

青春作证,向风车宣战!

关于崇高
作者:王小波

  七十年代发生了这样一回事:河里发大水,冲走了一根国家的电线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电线杆没捞上来,人却淹死了。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 这件事在知青中间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困惑:我们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结果是困惑的人惨遭批判,不瞒你说,我本人就是困惑者之一,所以对这件事 记忆犹新。照我看来,我们吃了很多年的饭才长到这么大,价值肯定比一根木头高;拿我们去换木头是不值的。但人家告诉我说:国家财产是大义之所在,见到它被 水冲走,连想都不要想,就要下水去捞。不要说是木头,就是根稻草,也得跳下水。他们还说,我这种值不值的论调是种落后言论——幸好还没有说我反动。
  实际上,我在年轻时是个标准的愣头青,水性也好。见到大水冲走了木头,第一个跳下水的准是我,假如水势太大,我也可能被淹死,成为烈士,因为我毕竟还 不是鸭子。这就是说,我并不缺少崇高的气质,我只是不会唱那些高调。时隔二十多年,我也读了一些书,从书本知识和亲身经历之中,我得到了这样一种结论:自 打孔孟到如今,我们这个社会里只有两种人。一种编写生活的脚本,另一种去演出这些脚本。前一种人是古代的圣贤,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后一种包括古代的老百 姓和近代的知青。所谓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这个意思吧。从气质来说,我只适合当演员,不适合当编剧,但是看到脚本编得太坏时,总禁不住 要多上几句嘴,就被当落后分子来看待。这么多年了,我也习惯了。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个人总要做出一些牺牲——牺牲“自我”,成就“超我”——这些牺牲就是崇高的行为。我从不拒绝演出这样的戏,但总希望剧情合理一些 ——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举例来说,洪水冲走国家财产,我们年轻人有抢救之责,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总要问问捞些什么。捞木头尚称合理,捞稻草就太过 分。这种言论是对崇高唱了反调。现在的人会同意,这罪不在我:剧本编得实在差劲。由此就可以推导出:崇高并不总是对的,低下的一方有时也会有些道理。实际 上,就是唱高调的人见了一根稻草被冲走,也不会跳下水,但不妨碍他继续这么说下去。事实上,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虚伪,这种东西比堕落还要坏。
  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假如这是对的,就对营造或提倡社会伦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顾浪漫煽情,要留有 余地;换言之,不能够只讲崇高,不讲道理。举例来说,孟子发明了一种伦理学,说亲亲敬长是人的良知良能,孝敬父母、忠君爱国是人间的大义。所以,臣民向君 父奉献一切,就是崇高之所在。孟子的文章写得很煽情,让我自愧不如,他老人家要是肯去做诗,就是中国的拜伦;只可惜不讲道理。臣民奉献了一切之后,靠什么 活着?再比方说,在七十年代,人们说,大公无私就是崇高之所在。为公前进一步死,强过了为私后退半步生。这是不讲道理的:我们都死了,谁来干活呢?在煽情 的伦理流行之时,人所共知的虚伪无所不在;因为照那些高调去生活,不是累死就是饿死——高调加虚伪才能构成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从历史上我们知道,宋明理 学是一种高调。理学越兴盛,人也越虚伪。从亲身经历中我们知道,七十年代的调门最高。知青为了上大学、回城,什么事都干出来了。有种虚伪是不该受谴责的, 因为这是为了能活着。现在又有人在提倡追逐崇高,我不知道是在提倡理性,还是一味煽情。假如是后者,那就是犯了老毛病。
  与此相反,在英国倒是出现了一种一点都不煽情的伦理学。让我们先把这相反的事情说上一说——罗素先生这样评价功利主义的伦理学家:这些人的理论虽然显 得卑下,但却关心同胞们的福利,所以他们本人的品格是无可挑剔的。然后再让我们反过来说——我们这里的伦理学家既然提倡相反的伦理,评价也该是相反的。他 们的理论虽然崇高,但却无视多数人的利益;这种偏执还得到官方的奖励,在七十年代,高调唱得好,就能升官——他们本人的品行如何,也就不好说了。我总觉得 有煽情气质的人唱高调是浪费自己的才能:应该试试去写诗——照我看,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都有诗人的气质——把营造社会伦理的工作让给那些善讲道理的人,于 公于私,这都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