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7日星期五
归纳和演绎
血型决定性格的说法是日本人古川竹二的发明。据说战前日本陆军部考虑统计全军士兵血型,然后根据这个学说重新组织战斗单位以求更默契的配合,后因代价太大没有实施。十二星座学说是欧洲人的发明,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来也没闲着,生辰八字、风水、紫微斗数还有中医,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这些理论都是由“归纳推理”得出,即通过观察数据验证假设的结论。事实上绝大多数科学理论都是这么来的 ——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科学不科学就看这求证的态度。如果为了证明自己假设的正确,不惜捏造数据或是对与假设相悖的数据视而不见,那么就不是科学而是上面说的这些“经验科学”。对待假设与结果的分歧,科学的态度应是:如果两者相差不大,试着修正原假设使其与结果相符,然后继续求证;如果相差太大,则否定原假设另寻新假设。
从感情上我不愿承认血型、星座、生辰八字这里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东西决定了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这是歧视,不公平。但排除我的主观情绪,假设其间真有联系,并且我现在的任务是去证明这种联系。那么我就会去找很多数据,然后不断修正。随着修正次数的增多,结论会变得非常复杂,覆盖了所有可能性最后就相当于啥也没说。再次回到主观,我相信奥卡姆剃刀,我认为那些表达起来繁复无比面面俱到的理论根本就是狗屁。当然这仅代表我个人和码农的 审美观 KISS —— Keep It Simple Stupid.
忘了是哪个前辈的反思,他说我们的古人擅长“归纳推理”而不擅长“演绎推理”。演绎说白了就是逻辑,我们祖先逻辑弱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语言本身也有漏洞可循,要不然公孙龙一个“白马非马”也唬不住那么多人。
欧洲人从前看到本土的天鹅都是白色的,于是他们得出结论,“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直到他们在世界的其它地方发现了一只黑天鹅。这时如果还继续坚称“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他们要么杀了那只黑天鹅,要么就是证明了自己的逻辑混乱。但如果他们把原来的理论改为“天鹅大多白的,偶尔也会有黑的”,那么万一哪天又发现了其它颜色的怎么办?他们可以干脆改为“天鹅大多白的,偶尔会有黑的,但也不排除其它颜色可能” —— 听到有人煞有介事地作出如此无从反驳的预言,除了苦笑你还能如何?
2010年10月21日星期四
版权之争
哲学家不是法定的,当你想同一件事情超过5分30秒,你就成了哲学家。
人只要活着就会有困惑,解决办法无非:听人说、自己想或是干脆回避。曾经一些年代,只有一种声音指导大家生活,人们貌似都活得理直气壮,就像所有问题都有唯一正确答案。后来,周围的声音开始嘈杂,对立的观点不同的视角让人越听越不明白,只能自己判断。由于天生愚钝,我思考常常超时陷入呆滞状,于是显得很酷,越来越像哲学家。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想不明白,写下来留待以后继续想。
既然是备忘录,就要找个长久点的地方。把文字写在墙里固然方便,可实在怕了城管和拆迁队。在过去的两周时间里,时光网、FT中文网、华尔街中文网、玩聚,还有肆无忌惮散布一切八卦新闻的1984BBS都被墙被拆被喝茶了。把网站放在墙内怎么保证下一个不是你?就连 WordPress 使用的头像服务 gravatar 也躺着中枪,这让刚抛弃 Windows Live Space 转投 WordPress 的广大话痨情何以堪。作为一个时常手痒的资深 IT 民工,我几次有冲动自己租台境外服务器,申请独立域名折腾一下。但转念一想,保不准哪天我挂了,或是美元账户被冻结了,那个以我为名的网站还能保留几天?希锐亚此文很好地解释了为啥要和 blogger.com 共存亡。对我而言,独立服务器自己写代码做项目可以,如果用别人的代码架设不老歌只为发发牢骚实在没这必要。要善用公共资源,而不是重复发明轮子。
说到发明创造和公共资源,近来网上关于“影著协”的讨论很多。大多数网友都站在了拍砖的立场上 —— 凭什么你雇了几个当地流氓就可以强收保护费?你有创作者的授权么?你收的保护费给创作者分成么?从前的“音著协”疯狗一般敲诈卡拉OK,抢来的钱顶多只给版权人分一半。而版权人又和创作者不是一个概念。就像码农我曾为公司写代码,版权人是公司,卖了一百万份也好,卖不出去也罢,我反正只拿死工资。
纪录片《知识产权的保护到底是为了谁》是站在“再创作者”的角度抨击现有的版权制度限制文化发展。其中列举了几个荒谬的事实:
那首每逢蛋糕蜡烛必唱的生日歌版权属于华纳唱片公司,在剧场商店等公共场所放这歌是要付使用费的,尽管1893年创作此歌的姐妹们早已去世,可版权依然有效。
迪斯尼公司当年完全模仿基顿电影创作了很多卡通形象,但后来它起诉佛罗里达一家托儿所,因为那里的墙上有未经他们授权的米老鼠形象。
DJ 对已有乐曲的再创作也属于非法,他们一首歌里 Remix 几十首老歌,应支付的版权费高得离谱。
每个在网上下载收听过音乐的人都是犯法,版权人如起诉你必然败诉而且倾家荡产,除非你同意庭外和解。造成人人违法的版权法本身就很荒谬,这是本纪录片里的观点。
片中把两派观点分为 CopyRight 和 CopyLeft。前者是保守的右派,后者是激进的左派。坦白地说,我都不完全赞同。这绝不是非黑即白谁对谁错的简单问题。每年那么多大学生毕业,无论是文科理科,他们的劳动产出多半不是论斤卖的土豆白菜或是计件算工资的工业品。智力创作虽不需要太多生产资料,但也不是无中生有,文艺也好科技也罢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原始人的洞穴里出不了爱因斯坦达芬奇。创作的时候,我们希望前人的智慧都向我们免费开放,让我们随意在其中吸取养料寻找灵感;而当我们有了自己的作品,却又希望自己付出的劳动能得到回报,每个使用自己作品的人都能付费。这前后的矛盾需要调和、平衡,需要一种明确的规则来保护各方利益,维持良性发展。这事很不好办,但至少在一点上我同意广大网友的观点:绝不能把分饼的权利交给“音著协”、“影著协”这样的流氓机构,纵容它们肆意抢劫分赃。
有时我很佩服发明游戏的人,如象棋、围棋还有电子游戏。他们让每个规则相互制衡,让玩家可以在遵守这些规则的基础上公平地玩下去。制定平衡各方的游戏规则,很有挑战性,而且不是一锤子买卖。暴雪的《星际》和《魔兽》系列不停出补丁,微调各种族、兵种、技能的平衡。Google 的 PageRank 算法也不是一成不变,它永远在微调。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其实也是通过经验对法律条文不断修正。关于版权的问题,这个脑力劳动者靠什么吃饭的问题,什么时候能找到一个平衡呢?或许 MSDN 这种收费会员模式是个可选项。
2010年4月25日星期日
证
叔叔说大学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虽然那时他常常天还没亮就给人拉起来跑步;阿甘在大学橄榄球队里跑呀跑呀直到毕业,他说“大学生活让我非常迷惑,也许只是我这么觉得”;晴晴同学说上学是浪费时间,但也学到了最重要的东西 —— 思考方式。
以上说法我都赞同。关于思考方式,我越来越意识到它的重要,虽然它和我们现行的技工培训式或买卖文凭式教育没多大关系。说说我读了这么多年现代科学的感悟:
证实和证伪
我写软件,写完后提交测试,可能通过,也可能不通过。测试是一个“证伪”的过程,它只能证明在某种条件下这东西是坏的,它不能证明在所有条件下这东西都是好的(因为实际上你不可能穷举出所有可能的条件)。卡尔·波普尔说能被证伪的就是科学,所以我觉得自己从事的行业还算靠谱。
更靠谱的是数学家干的事。他们经常有人闲的蛋疼,提出假设,如哥德巴赫猜想或费马大定理,这些数学假设本身就是可证伪的 —— 谁只要能找出一个反例,哪怕只有一个,就可以推翻它。数学家的强大在于他们居然可以“证实”,即证明在所有条件下该假设都成立。这在现实世界里是做不到的,现实太复杂了。
不证之证
奥林匹斯山,众神的领域,那里有和我们不同的逻辑。比如这个:
很多事情,既没办法证实,也没办法证伪,比方说是否有神存在。从技术难度角度,证明它存在比证明它不存在容易多了 —— 只要请一个大神来开个新闻发布会一切就都解决了。从辩论的角度来说,这里有个谁举证的问题:无神论者说,你证明它存在,否则就是不存在;有神论者说,你证明它不存在,否则就是存在。于是陷入僵局,双方的逻辑好像都没错,区别只在证明开始前大家取的“默认值”不一样。
我比较倾向于把“默认值”设为否。就好象一个被告上了法庭,除非有人证明他杀了人,否则他就应无罪。反过来就会很荒谬 —— 理论上所有人都可以马上被拉出去毙了(难怪圣经说每个人都有原罪)。《黄金时代》通篇都是这样的荒谬:
证之不证
如波普尔所言,任何观察都受理论倾向的影响,这是一种基于人本性中寻求安全感的需要。
绝大多数时间,我们面对的都不是简单的是非题,一件事物可能有多种表象,不同的观察点看到的结果也不一样。人们往往倾向于忽略与他们讨厌的事实,而采信的喜欢的数据增强对自己立场的信心。
在我看来,对预言家的崇拜,对中医的迷信,对阴阳风水周易星座这些经验科学的推崇皆属此类。人都是脆弱的,需要安全感,我理解,有时我也这样。
假设有一个我不持有的股票,让我预测它的涨跌趋势,我会说一半一半。可如果老板硬是把它买下了作为奖金发给我,再让我预测它的涨跌,这时的心理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会更加留意利好的信息,因为那使我开心;我会不去相信甚至忽略那些利空信息,因为它们使我感觉很不好。虽说正面负面的信息可能各占一半,但又有什么用呢?我这种证明的过程,本质上只是为自己寻求心理安慰,和事实怎样无关。
算命的比我们更了解人性,他们知道怎么说话人们愿意听。保险公司比我们更精于计算,他们知道如何设定条款使得一个事件看起来发生的可能性更高或更低。宣传机构知道如何反复报道一些“个案”,以左右人们对全局的观点。
以上说法我都赞同。关于思考方式,我越来越意识到它的重要,虽然它和我们现行的技工培训式或买卖文凭式教育没多大关系。说说我读了这么多年现代科学的感悟:
证实和证伪
我写软件,写完后提交测试,可能通过,也可能不通过。测试是一个“证伪”的过程,它只能证明在某种条件下这东西是坏的,它不能证明在所有条件下这东西都是好的(因为实际上你不可能穷举出所有可能的条件)。卡尔·波普尔说能被证伪的就是科学,所以我觉得自己从事的行业还算靠谱。
更靠谱的是数学家干的事。他们经常有人闲的蛋疼,提出假设,如哥德巴赫猜想或费马大定理,这些数学假设本身就是可证伪的 —— 谁只要能找出一个反例,哪怕只有一个,就可以推翻它。数学家的强大在于他们居然可以“证实”,即证明在所有条件下该假设都成立。这在现实世界里是做不到的,现实太复杂了。
不证之证
奥林匹斯山,众神的领域,那里有和我们不同的逻辑。比如这个:
很多事情,既没办法证实,也没办法证伪,比方说是否有神存在。从技术难度角度,证明它存在比证明它不存在容易多了 —— 只要请一个大神来开个新闻发布会一切就都解决了。从辩论的角度来说,这里有个谁举证的问题:无神论者说,你证明它存在,否则就是不存在;有神论者说,你证明它不存在,否则就是存在。于是陷入僵局,双方的逻辑好像都没错,区别只在证明开始前大家取的“默认值”不一样。
我比较倾向于把“默认值”设为否。就好象一个被告上了法庭,除非有人证明他杀了人,否则他就应无罪。反过来就会很荒谬 —— 理论上所有人都可以马上被拉出去毙了(难怪圣经说每个人都有原罪)。《黄金时代》通篇都是这样的荒谬:
她简直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说她是破鞋。如果我要安慰她,并不困难。我可以从逻辑上证明她不是破鞋。如果陈清扬是破鞋,即陈清扬偷汉,则起码有一个某人为其所偷。如今不能指出某人,所以陈清扬偷汉不能成立。但是我偏说,陈清扬就是破鞋,而且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对她说,她确实是个破鞋。还举出一些理由来:所谓破鞋者,乃是一个指称,大家都说你是破鞋,你就是破鞋,没什么道理可讲。大家说你偷了汉,你就是偷了汉,这也没什么道理可讲。至于大家为什么要说你是破鞋,照我看是这样:大家都认为,结了婚的女人不偷汉,就该面色黝黑,乳房下垂。而你脸不黑而且白,乳房不下垂而且高耸,所以你是破鞋。假如你不想当破鞋,就要把脸弄黑,把乳房弄下垂,以后别人就不说你是破鞋。当然这样很吃亏,假如你不想吃亏,就该去偷个汉来。这样你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个破鞋。别人没有义务先弄明白你是否偷汉再决定是否管你叫破鞋。你倒有义务叫别人无法叫你破鞋。
假如我想证明她不是破鞋,就能证明她不是破鞋,那事情未免太容易了。实际上我什么都不能证明,除了那些不需证明的东西。春天里,队长说我打瞎了他家母狗的左眼,使它老是偏过头来看人,好像在跳芭蕾舞。从此后他总给我小鞋穿。我想证明我自己的清白无辜,只有以下三个途径:
1.队长家不存在一只母狗;
2.该母狗天生没有左眼;
3.我是无手之人,不能持枪射击。
结果是三条一条也不成立。
又有了另一种传闻,说她在和我搞破鞋。她要我给出我们清白无辜的证明。我说,要证明我们无辜,只有证明以下两点:
1.陈清扬是处女;
2.我是天阉之人,没有性交能力。
这两点都难以证明。所以我们不能证明自己无辜。我倒倾向证明自己不无辜。
证之不证
如波普尔所言,任何观察都受理论倾向的影响,这是一种基于人本性中寻求安全感的需要。
绝大多数时间,我们面对的都不是简单的是非题,一件事物可能有多种表象,不同的观察点看到的结果也不一样。人们往往倾向于忽略与他们讨厌的事实,而采信的喜欢的数据增强对自己立场的信心。
一个停掉了的钟,每天也有两次准确显示时间。人们往往记住了它准确的那两次,而忽略它不准的千百万次。
在我看来,对预言家的崇拜,对中医的迷信,对阴阳风水周易星座这些经验科学的推崇皆属此类。人都是脆弱的,需要安全感,我理解,有时我也这样。
假设有一个我不持有的股票,让我预测它的涨跌趋势,我会说一半一半。可如果老板硬是把它买下了作为奖金发给我,再让我预测它的涨跌,这时的心理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会更加留意利好的信息,因为那使我开心;我会不去相信甚至忽略那些利空信息,因为它们使我感觉很不好。虽说正面负面的信息可能各占一半,但又有什么用呢?我这种证明的过程,本质上只是为自己寻求心理安慰,和事实怎样无关。
算命的比我们更了解人性,他们知道怎么说话人们愿意听。保险公司比我们更精于计算,他们知道如何设定条款使得一个事件看起来发生的可能性更高或更低。宣传机构知道如何反复报道一些“个案”,以左右人们对全局的观点。
巡抚不是说了吗,典型不是一万个人里面一个代表,而是一万个人里面只有那么一个。
—— 韩寒《长安乱》
2010年4月5日星期一
上下而求索
郎教授又去清华放炮了,题目是关于公平。上次听他放炮:“说出来你别睡不着,我们全民工资和 GDP 之比全世界最低,人均工作时间最长而单位工资最低”,说的也是公平问题。
半月前山友饭局的内容是一季度一次的捐款,资助两个四川灾区的孩子读书。作为发起人的老哥还有个计划,春天的时候让那俩孩子来魔都,由各位山友轮流陪伴参观游览,大家欣然领命。酒过三巡,常带老婆跑马拉松的邹兄无意间问了一句:同样处境却没人捐助的其它孩子会怎么想?我们这么做公平么?
这问题不好回答,于是爬叔在一旁打圆场,说不要搞清算。王石给灾区捐款,被人清算说他捐的钱和总资产比就跟没捐一样。在清算他的人看来,所有富人的屁股都不干净,仇富有理。在我们看来,做好事还要遭人骂,实在没道理。我们每次捐款的总额也不过是腐败活动经费的两倍左右,也就是说有大约三成的钱被我们自己吃掉喝掉了。相比中华红十字会我们算廉洁的,但如果要清算的话,我们一顿吃了人家一个半月的生活费,是不是也有点过分?
不对比资助和受助双方的境遇,单就受救助的个体间进行比较,差异也是巨大的。多年前我工作的公司资助一个老区的希望小学,其中一个孩子受到的资助比其它孩子的总和还多,而原因仅仅是他和我们公司一老板同名同姓。街头的流浪汉这么多,犀利哥也未必是最帅的,但在网上被围观以后他的境遇和其它流浪汉相比就完全不一样了。凭什么呢?运气还是外貌。这些条件的取得公平么?此外捐款人的动机也很值得怀疑,在我看来起哄的成分居多,这样做慈善对受助者公平么?
人们关于公平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人生来不平等,就连同一个家里出生的孩子受到的关注也是不一样的。父母有时会喜欢其中的一个超过另一个,于是孩子就会说父母“偏心”。这种公平逻辑由何而来?是谁规定父母就一定要一碗水平端,对所有孩子付出同样的爱心呢?
这是哈佛的公开课,公平问题的讨论。一个多月来我一直在上下班的通勤地铁上用 psp 断断续续地看,昨天才看完。(看得慢的原因主要是我有几周沉迷于游戏,在游戏、电影和课程间,我显然不能做到“公平”,本能上我对娱乐项目更加投入一点。)其实那课程并不是要给我们灌输什么,大多数时候他通过课堂辩论,就具体案例让各种观点得以表述。在其中,你会发现很多你自以为公道的准则放到具体的案例里,就显得不那么公道。没有一种标准是绝对正确的,任何“主义”发展到极致都会走向荒谬。毕竟人不完全是理性的,是非对错有时仅仅是一种直觉,理论不过是给这种直觉寻找理由罢了。
那是不是说不需要公平、公正了呢?在我还没有沦为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之前,我想对这个世界的法则,人心中的信条保持一点起码的尊重。说说我很长时间以来对公平的理解,很简单:权力与责任对等 —— 一个人在某事上有多少决定权取决于此事对他的影响有多大。比方说,我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应该是我自己说了算,爸妈有权建议但无权干涉,因为对我一切行为负责的是我本人而不是他们;又比方说一个企业的重要决策,应由董事会决定,董事会里谁股份多谁投票时占的比重就大,因为决策失误对大股东的影响比小股东大;再比方说某地方要建化工厂,除了出资方和土地做所有者,居住在当地的居民也应有发言权,因为这个决策会对他们的生活环境造成影响... 这在世界的很多地方被认为是常识的准则,在我们这里却很稀罕。很多时候我们发现那些对我们造成重大影响的事情,唯独我们自己没有发言权,我们的权力被侵占被剥夺了;而某些猪头的决策或行为,对他人造成了重大后果,他们自己却可以拍屁股走人什么责任都没有,赢了算自己的,输了算大家的。权力与责任不对等,这就是我时常感受到的不公,也是郎教授痛斥的。
回到捐款的问题,很遗憾,上述我的公平法则对于解决问题毫无帮助。我只知道,捐款人愿意捐多少捐给谁自己说了算,受助一方也有权选择接受或拒绝,而旁观者无权说三道四,仅此而已。放到那堂课上,我很可能会被归为自由主义者,郎教授应该是个平等主义者。感谢桑德尔教授,让我知道了自由主义的软肋,也知道了其它的思考方式。
最后一课的总结非常精彩,他说我们无法保持中立,即让人们自由决定,法庭也必须作出具体判决,必须给出个“说法”。(这是对自由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的提醒 —— 你们无法永远置身事外)。至于追寻公平的方式,他说,用一种标准定义公正不是最好的办法,亚里士多德提倡的也是哈佛课堂上一直在做的,就是在原则和具体案例中反复推敲,有时用原则去判断个案,有时用个案去修正原则(那些认为原则不容挑战的原教旨主义者,做出的事往往很极端)。这样的思考方式,诞生了郎教授推崇的英美海洋法系,又称判例法。但这样的思考方式很麻烦,很累,要在上面的原则和下面的案例间来来回回寻找反射均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永无休止。忽然想起屈大夫离骚中的那句,拿来做本文标题吧。
2010年1月14日星期四
【转贴】虽然结果颇令人伤心 了解之后也没什么了不起

是是非非,对对错错。传统的思维在谈论一件事的时候首先关心的是“应该如何”,而不是“事实怎样”或“为何这样”。这样的思考模式很容易让人陷入道德判断的偏执。虽然正直是美德,但和愚昧放在一起就不那么好了,如果再加上一点鲁莽那整个就是根搅屎棍 —— 电视剧中不乏这样的角色来制造冲突,最后常能以误会消除皆大欢喜收场 —— 多庸俗的桥段呀。如果自己正好就是这样的角色,我还有资格嘲笑糟糕的剧本么?
我以为自己早过了愤青的年龄,同学也说我过于冷静。昨天看到 Google 不玩了的新闻,最初的感觉是悲情继而愤怒。直到读完兰小欢的这两篇评论才知道自己的分析能力有很大欠缺。能把一件事这么掰开揉碎了并且坦白地说给大家听的人,吴思是一个,十年砍柴是一个,李子暘是一个,薛兆丰也是一个。这么想问题的人一半学历史一半学经济,而总拿正义邪恶说事的人很多都号称会写程序,真是有趣。
google事件的震撼
google事件的震撼
兰小欢 @ 2010-1-13 16:26
google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这么大的公司这么高调的举动实在不寻常,我在twitter上连着写了几个感想,这里整理出来。
1. 认为google讲道义,这种态度是一厢情愿,有戏剧效果,但分析上走不远。这件事的重点在于为什么中国能让在世界任何角落都钱途光明简直就是互联网代名词的google居然觉得无利可图?背靠数亿使用中文的网民,现在赚不了大钱没关系,但对未来赚钱的前景竟然都如此悲观,这实在是耐人寻味。
2. 如果一个凡事讲道义的人对你不理不睬,没什么,他有可能就是假清高,比如某些美国政客;但一个想从你身上赚钱的人都掉头而去,那只能说明你没救了,因为他本应该是世界上最想和你亲近的人。所以我希望看到google留下,否则后果太严重,信号太强烈。从google的股价有多高就知道市场认为这公司有多重要,它确实代表了未来的方向。而且鉴于它和各行业切不断的联系,它一旦完全退出中国,可能引起外资的连锁反应甚至雪崩,尤其是互联网产业,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所以此时我只能希望这盘棋对局的多方不要把棋下死了。
3. 到底是什么突然让这么大的公司这么高调?黑客攻击?那对google的技术不算鸟事;人权斗士的信箱?别逗了,就算美国总部也别假装外宾;哥本哈根?那本来就是个闹剧,中国的表现我并没觉得比美国可笑多少,虽然演技更差一些。这些都是借口,讲给媒体听的,肯定是经济利益的基本面动摇了,现在赚不到钱不要紧,觉得未来也玄了才要命。
4. 是什么原因我们外人不能知道详细,但google这一举动,无论最后结果如何,都宣告了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前景连“绝对老大”都想知难而退了。想想上一回我们说“别了,司徒雷登”之后发生的种种,我他妈真想抱着大腿让它留下啊。
还有几句调侃的。
5. 如果没有google, 我很好奇国内搞科研的人怎么搜索研究文献?那么多大学生研究生各种教授怎么抄论文啊?都局域网了不很快大家都抄成一样得了嘛?想到这个我都笑了,哈。
6. 没有了google, 难道让我用英语大字不识一个汉语只认识“女大学生”的百度么?
最后,既然是美国总部的决定,希望美国的投资人能做出反应让google三思,如果美国的市场也没啥反应的话,那总的来说人们对中国市场的未来预期是悲观的。
© 所有媒体不得转载,个人随便转载。
利益与伦理:再谈google和百度
利益与伦理:再谈google和百度
兰小欢 @ 2010-1-14 9:37
有几位朋友在博客或者twitter上都留言提醒我注意google事件的“商业道德或伦理”,不能只用利益来看问题。这里我来谈谈这个问题,并就此说说我对百度孙云丰文章的看法。
我上文开篇说的清楚:“认为google讲道义,这种态度是一厢情愿,有戏剧效果,但分析上走不远。”我当然承认有商业道德这回事,但我说的是这分析走不远。如果用商业道德为分析起点,那要解释的现象是google和百度为什么行为不同,分析的原因最后是商业道德不同,或者再加一层“判断”:google就是刚正不阿,百度就是奸佞小人。
这分析框架原则上没问题,但选择这个角度,许多重要的问题解释起来会很困难,比如为什么google“好”百度“坏”?为什么google时坏时好?要用道德为起点回答这类问题,分析基本上逃不出同义反复或者套套逻辑。而如果你认为商业伦理归根结底是人的道德问题,那如果把百度和中国谷歌的所有员工对调一下,两家公司行为会有不同么?
基于这些困难,我选择“利益”来看问题,这是经济学的分析。选择一个角度切入不等于否认其他角度的存在,而是一个理论的取舍:坚持一个基本出发点才可能逻辑一致地想下去,否则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就不能称之为分析了。更重要的是,选择“利益”做角度不仅能帮助回答以上三个我认为很重要的问题,而且“利益”的角度包含了“商业伦理”,选了前者,我不需要再考虑后者也不会遗漏重要的分析结果。最后,相对于商业伦理,长期和短期利益都更容易观测和估计,不一定观测和估计的准,但可以观测和估计(股价就是干这个的)。这是个优势,因为可以据此回答更多的问题,比如“利益变动多少行为会变化多大”,但“道德高低多少行为区别多大”这问题就很难回答。
1. 为什么google“好”百度“坏”呢?
因为中文业务对google来讲远远不是生命线,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所以它有选择的本钱;而中文业务几乎是百度的全部,是它的生死存亡问题,二者行为自然有别。我不认为google就比百度更道德,都是利益至上的商业机构,二者面临的局限不同所以行为不同罢了。
如何回应百度孙云丰的质疑“如果谷歌占据了中国80%的搜索市场份额,google的高管,还会这么高调的宣称要do no evil,从中国退出吗?”还是那句话,就算占据中国80%的市场份额,中文业务也只是google全球业务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它永远有根据全球利益来调整中国市场上行为的能力,而这能力,要比百度强很多。如果中国的业务是google全球业务的80%以上,那google的行为就会和百度趋同。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孙云丰有道理。但这句话应该引发更多的思考:1)为什么google在中国的利润空间有限?当然,百度的竞争是一方面,在这方面百度做的不错,但也不要由此就狐假虎威起来。如果没有强大如幽灵般的宣宣,我想google断不至于因为百度的竞争而考虑放弃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2)为什么google在中国的业务可能和它的全球盈利起冲突?宣宣只是一方面,毕竟宣宣大约也不管你卖“搜索排名”,也不直接插手google book的版权问题。更多的经济政治因素造成google在中国的困境,值得深思。
我也不认为google比思科等公司更“道德”,只是google的业务范围或者赚钱手段更明确地依赖于信息自由流动,在这一点上和当前的环境起了大冲突,所以看上去就有些“斗士”和悲情的意味。再加上google声明书中揭露的某些细节,这意味更浓。正所谓时事造英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帕玛拉特牛奶不是在2005年退出中国市场,而是在三氯氰胺事件爆发时离开,那个转身恐怕也会相当华丽和高洁。但其实谁离开都是因为无利可图,成本太高,利润前景不明。只是时局不同,我们不明真相的群众感受便不同。
说过很多遍了,比起这些道德感受,事件背后的经济政治力量变化会带来更多实际的变化,这是我关注的问题。
2. 为什么google时“好”时“坏”呢?
google还是那个google,人还是那群人,口号也还是那个口号,伦理没变,环境变了。你可以形象地说当局太过分了,连老实人都忍不了了。但是别忘了,当局在欺负人这件事上,通常是一视同仁的,欺负google的同时不会忘了百度,但由于二人抵抗力不同或者成本收益结构不同,反应不一样罢了。
你可以嘲笑百度,比如没有“鸡吧”等等,我也常常嘲讽它。但当我们认真思考的时候,问题就不是谁可笑,而是为什么百度更可笑。
是因为百度从上到下,总得来说人品有问题或者“软骨头”特别多么?当然不是的。把这茬人都放google去,一样大义凛然,因为中国业务不再会伤筋动骨。所以二者的差别还是业务和利益的差别。
你当然可以继续赞扬google谴责百度,说百度也应该当英雄不当太监,最差还可以选择倒闭,选择不为虎作伥。你这么骂政府是没问题的,因为政府强制纳了你的税收了你的钱,你天经地义的可以骂它。但外推到别的事物身上,要多想一想是不是苛责了。
3. 个人道德和商业伦理
有位MBA的朋友留言说“商业伦理是个人道德的最大公约数”,这句话我特别喜欢,一个“最大公约数”道尽了“妥协的艺术”。个人的道德观念不能简单外推到集体行为,本质的原因就是因为集体行为是各种单个利益和力量角逐和妥协的结果,这角逐和妥协结果不是简单的个人观念的加加减减(“简单外推”)。
单个的人,可以意气用事怒发冲冠壮士断臂玉石俱焚,但集体行为通常会减少这类极端情况(在有些情况下有可能加强变得更极端,典型的比如战争),因为要照顾各方面的利益。以商业公司看,大家是为了利益结合在一起,“逐利”是结合的根本,利益虽不等于商业道德,但商业道德比如诚信合作等根源还是长期利益。没有利益,这公司根本不会存在,商业道德也就无从谈起了,这是公司和个体的重要差别。所以“壮士断腕”这种事发生在商业世界时一定是原因的,或者断腕能换来一条腿(以退为进或丢车保帅),或断的是别人的腕,或者你以为是“断腕”其实不过是“拔毛”,像google这样。
4. 孙云丰的困难
百度孙云丰的文章我看了,有几个地方非常不解。
第一、 在商言商,大家都是为了赚钱,而一家商业公司的高管批评另一家商业公司的理由竟然是“市侩”,这让我很无语。google摆个Pose就“市侩”,百度天天屏蔽就不“市侩”了?至于用什么借口,都是老商人了,何必当回事。Google“拿一个高管制国家的民众感情来做台阶”就是“极其不道德”,其他包括百度天天喊着“保护民族工业”然后抬高价格朝民众兜里猛捞钱就“道德”了?都是老江湖了,用“恶心”来撒娇,不合适。
第二、 他又说搜索引擎最大的社会政治意义是为老百姓提供透明的信息。反思自己的人生和意义,没问题,但之后的说法就太离谱了:“从这个角度而言,尽可能的设法为百姓提供便捷的信息获取技术服务,提供切实的价值,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宣称自己do no evil和政府撕破脸皮搞壮烈,才是一种真切的负责态度。”
人家是来赚钱的,你也是来赚钱的,“切实的价值”就是真金白银,扯那么远,怎么听都不像是诚实的商人,而像不诚实的“三个代表”。政治家应该为选民负责,公司应该为股东负责,这才是“一种真切的负责态度”。扯什么老百姓啊,人家又没强制纳老百姓的税,和老百姓是平等交换关系,对老百姓有个鸟责任。是不是受压迫太久了,看谁都像是救世主?幻觉破灭了就说人家不是好人?
第三、 通篇都是这样的胡话,不多说了。在商言商有事儿说事儿,别老占据道德制高点,又不是竞选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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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以为世界上最文明的事就是在重视彼此利益基础上的相互妥协,对抗是为了利益,谈判也是。重视利益没有贬低道德的作用,只是换了个说法,在现象上,“道德规则”的背后永远有利益,无论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社会现象,还是用更新的进化论心理学分析个体行为;无论分析的单位是经济学的“自利的个人”,还是进化论和生物学的“自私的基因”,都会引致类似的结论。
如果你觉得讲利益不谈道德让人感觉不舒服,那我还可以讲讲更让人不舒服的,比如爱情中女人的直觉,还有一见钟情命中注定意乱情迷。这种种神秘和浪漫,根据2009年最新的女性性(进化论)心理学的集大成之作《why women have sex》,都有极度不浪漫不神秘的进化论和基因解释,那解释和种种实验结果,说实话比经济学“自私自利”多了。但转念一想,正如黄舒骏唱的“虽然结果颇令人伤心,了解之后也没什么了不起。” 其实只会让你更赞叹世界的丰富,有规律的层次井然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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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这段总结非常好。所谓的道德,是非对错...
2009年11月12日星期四
认知的极限

许多年前,南大毕业的阿睦同学问我:“你认为人类的认知能力有极限么?就是说你认为有什么东西是人类永远无法理解的么?”当时我正好不在谈话的兴头上,打了个楞神就把这话题放过去了。该同学如今依然活跃在“摸死你”聊天器上,只是我不敢旧话重提 —— 都挺忙的,这么大把年纪不谈赚钱花钱,尽扯这些有的没的,太不务正业了。现在想来那时我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我相信人类可以用类比、近似、简化的方法,阐述所有复杂的概念,通过实验加推理去验证或推翻之前的假设。
也许是在差不多的时候,埃及人哈玛达问我是否相信造物主。他是个穆斯林,我尊重他的信仰,但也坦承相告我不信:我无法相信看不见摸不着并且理解不了的东西。我和他的交谈源于我给他下载刻录的伊朗电影《天堂的孩子》(又名《小鞋子》),他说片中的波斯语让他感觉亲切,虽然他也听不懂... 此君现在也依然活跃在“漠视你”聊天器上,在另一个人间的国度和他的东南亚妻子享受着造物主的恩赐,我也不敢去打搅。
回忆这些陈年旧事是因为前些天刚看完 NHK 的系列片《沸腾都市》和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
《沸腾都市》在介绍了八个全球化程度极高的城市近年来的飞速发展后,让观众思考这些问题:有着个自独立意志的人,是怎样形成群体意志,让都市向集约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变成吞噬一切的怪兽?作为人类个体集合的都市,有它本身的意志么?监制押井守认为是群体是有意志的,他的类比是细胞和宿主的关系 —— 人体的每个细胞以它自己的规律工作,它们有各自的价值判断但无法理解人的行为和想法 —— 社会也一样。说实话一直不喜欢押井守的动画,就连他在《沸腾都市·东京篇》里穿插的那段动画也显得情节老套论点牵强。可那段细胞和宿主的类比让我深思:从历史上看,社会发展有其规律性。但身在其中的我,很难察觉出这种规律预测将来的走势。除了像细胞那样凭借本能工作,渺小的我还能怎样呢?
“命运就如一条奔流的大河,有无数的支流汇入,又从无数的河道中倾泄而出。人类就如同大河中的无数生物,被河水带着从一条河道街入了另一条河道。这河中的水,就是命运吧。可惜,大多数鱼不知道水的存在。”
...
“预言师就如同一条鱼,一条能够跃出水面的鱼。他们能看清一段前方的路,但也就是在那短短地一瞬间而已。他们能够看清的,住住就是面前的那两三条支流。他们的未来可能就在这些支流中,也可能不在这里。”
——《亵渎》烟雨江南
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本应是中学生读物,而我大量看这些闲书却是在毕业多年以后。文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关于原子分子组成物体的类比。量子力学说单个原子分子的运动规律是测不准的,而众多原子分子组成的物体的运动却遵循某种规律,如牛顿三定律、热力学熵增定律。小说中的“心理史学家”通过计算大众的心理趋势,预测历史的走向,并可对其施加适度的影响。
卡尔·马克思无疑是这些预言师中的一员,他分析论证了资本世界的周期性规律,但无奈的是他给人类指出的并非一条金光大道。物极必反,循环往复,莫非这就是那个我们无法理解的“存在”给人类定下的游戏规则?一些幸运的人们在其短暂的生命里正逢钟摆快速向一个方向运动的进程,在那个时间几乎所有人都以为看到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信心满满意气风发。上世纪后半叶的中国,钟摆向左的五十年代,和钟摆向右的八十年代,至今仍让人怀念。而身逢大众观念转折期的人们,体会到的常常是迷茫与荒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们的观念在停滞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下一个十年又会如何?
我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呢?在东东枪的博客上看到这句汉诗,google 一下补全它: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
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 汉.无名氏
2009年11月8日星期日
前因后果
佩妈评一本畅销经济学科普书,土摩托就其文中气候变暖一节开炮,进而指责文科生不懂别瞎说。理科出身的和菜头出来拉偏架,指出了“专家们”对此问题的看法不一,认为自己绝对正确而要求他人闭嘴的做法有失风度,文末还把枪头指向宿敌方舟子。一样米养百样人,不可能要求大家思想一致,所以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争论。这样挺好,参差多态,尽管我并不相信真理越辩越明,更多情况是如崔哥所唱“人也多嘴也多讲不清道理”。
就说这全球变暖吧,主流观点,如前副总统戈尔的《An Inconvenient Truth》,认为是人类温室气体排放导致气候变暖,所以要限排;非主流观点如《The Great Global Warming Swindle》,认为温室气体中人类排放的比例很低,而且它的增多正是气候变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气候变暖的原因是太阳黑子运动.... 双方都有看似完美的数据支持各自的观点。
回到那个经济学家几年前出的那本科普读物,我是一字不漏看完了,记得里面好像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X 和 Y 两种现象同时发生,那么究竟是:
作者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沙皇发现某地瘟疫流行和医生数量增多同时发生。不幸的是他认为后者导致了前者,所以下令杀死所有医生。
智者通过逻辑判断还是可以排除掉一些选项:
知道了这些,我还是无从判断温室气体和气候变暖哪个是因哪个是果。辩论双方基于不同的数据,作为外行我们很难质疑其数据来源的真实度和处理方法的科学性。在美国的法庭上,陪审团可能会面临这样的窘境,他们来自文化不高的普通大众,而控辩双方请来的证人都是各领域的专家:就同一个血样,采用这种实验方法分析出来是这个结果,应用那个最新科学手段分析出来的又是那个结果,两种方法学术界都有争议,让我们信你们谁的?
小学文化程度的李轮子老师都能批判进化论,汤姆克鲁斯加盟的基督教科学派对于现代医学也可以有自己的解释,更别提近年来中医的再度复兴。各种学派都能为自己的说法找到有利证据,蒙老百姓真太容易了。
被蒙了这么多年,有一点我是早想明白了:人们的立场并非由基于事实的推理决定,而恰恰相反,人们根据自己的利益或喜好决定立场,然后由自己的立场选择去自己相信的事实和推理。所谓屁股指挥脑袋,这就是因果。这也很好,社会的本质如此 —— 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相互博弈。价值判断是主观的,所以绝对的是非对错并不存在,有的只是各方基于自身立场的表述。

就说这全球变暖吧,主流观点,如前副总统戈尔的《An Inconvenient Truth》,认为是人类温室气体排放导致气候变暖,所以要限排;非主流观点如《The Great Global Warming Swindle》,认为温室气体中人类排放的比例很低,而且它的增多正是气候变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气候变暖的原因是太阳黑子运动.... 双方都有看似完美的数据支持各自的观点。
回到那个经济学家几年前出的那本科普读物,我是一字不漏看完了,记得里面好像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X 和 Y 两种现象同时发生,那么究竟是:
- X (直接或间接)导致了 Y
- Y (直接或间接)导致了 X
- X 和 Y 同时由另一因素 Z (直接或间接)导致
- X 和 Y 毫无关联,两者同时发生纯属偶然
作者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沙皇发现某地瘟疫流行和医生数量增多同时发生。不幸的是他认为后者导致了前者,所以下令杀死所有医生。
智者通过逻辑判断还是可以排除掉一些选项:
- 首先,如果两件事几乎每次都一起发生,那么两者有很大概率相互关联,基本可以排除最后一种可能。
- 其次,如果有时某件事(如 X)单独发生却没有引发另一件事(如 Y),则它可能不是因而是果。
- 再次,两件同时发生的事可能有先后顺序,后发生的事不可能引发先发生的那个,但不能排除两者都被另一因素引发的可能。
- ......
知道了这些,我还是无从判断温室气体和气候变暖哪个是因哪个是果。辩论双方基于不同的数据,作为外行我们很难质疑其数据来源的真实度和处理方法的科学性。在美国的法庭上,陪审团可能会面临这样的窘境,他们来自文化不高的普通大众,而控辩双方请来的证人都是各领域的专家:就同一个血样,采用这种实验方法分析出来是这个结果,应用那个最新科学手段分析出来的又是那个结果,两种方法学术界都有争议,让我们信你们谁的?
小学文化程度的李轮子老师都能批判进化论,汤姆克鲁斯加盟的基督教科学派对于现代医学也可以有自己的解释,更别提近年来中医的再度复兴。各种学派都能为自己的说法找到有利证据,蒙老百姓真太容易了。
被蒙了这么多年,有一点我是早想明白了:人们的立场并非由基于事实的推理决定,而恰恰相反,人们根据自己的利益或喜好决定立场,然后由自己的立场选择去自己相信的事实和推理。所谓屁股指挥脑袋,这就是因果。这也很好,社会的本质如此 —— 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相互博弈。价值判断是主观的,所以绝对的是非对错并不存在,有的只是各方基于自身立场的表述。

佛曰:命由己造,相由心生,世间万物皆是化相。
2009年9月5日星期六
中庸之道
千万青年的偶像李开复先生离开了“不作恶”的谷歌。很多年前他在写给中国学生的公开信里前谈过中庸之道,还有智慧。他倡导积极主动,但却把避免极端和片面放在劝诫年轻人的第一条。

cnbeta上关于软件商业化与反商业化,垄断与反垄断的口水战还在继续,网友评论呈现势均力敌。而十年前的业界评论几乎是一边倒,一如上世纪中叶后发动的诸多全国性运动,永远是正义与邪恶的意识形态斗争,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抢占道德高点。说到意识形态,自由经济和宏观调控也是一对解不开的冤家。
之所以把商业规则和意识形态放在一起说是因为经济和政治根本就是一码事。支持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商业化的人大多是自由经济拥护者(右派);而支持开源共享、非商业化的人大多也支持宏观调控(左派)。或许你不赞同,或许你能举出几个反例,it's alright,世事无绝对。
人类的思想总倾向于用一种统一理论去解释所有事物运转的规律。牛顿的经典物理曾如此完美地解释了一切,后被爱因斯坦证明那只是个局部真理。自由经济学者主张用统一的度量标准,即货币,去分配世间所有资源,却发现很多伦理的、法律的、道德的、传统的障碍跨不过去,问题解决不了有时还会激化;而计划经济派主张由统一的公正的制度分配资源,也因难以实行,造成了更大社会危机。千百年来,坚信自己掌握绝对真理而对方是不是邪恶就是谬误的人们,在不断争斗中,让世界总在极左和极右间来回摇摆。

我始终忘不了那个盲人摸象的寓言。试想一个从没见过大象的人,如何用一个他已知的事物去形容一个他不了解的东西呢?人类的理解能力是否有极限?我不愿承认。或许,把所有不知道、不确定、不能掌握的东西全都归结为神灵的旨意,这样倒也算是一种普适理论。这样就再不用受思考的折磨了。但热爱思考的人们肯定不能满足于这样笼统的解释。
不论如何应避免自我膨胀。当一个人在某方面取得了成功时,他会以为自己掌握了宇宙的终极规律,试图把之前的成功扩展到其它所有领域。比如一些造反当皇帝的总试图用军事方法去解决政治经济问题;一些宗教和邪教领袖总爱和科学家唱反调;一些政坛霸主喜欢冒充哲学家或思想家;而商人们纷纷把自己的经商之道学术化...胜者通吃一切?这么干很狂妄,最后结果往往也证明了没有什么理论或学说能够“统一”世间万物。
相对社会人文,物理学较单纯,也最接近纯数学。然而就连物理学对光还有“波粒二象性”这种滑头的解释,四种基本力也始终不能统一。可见用一个真理去否定其它真理有多难。
本想摘抄几段老祖先的智慧经典,无奈我连手头蔡志忠漫画版的《中庸》也看得一头雾水。还是再抄一段上面那个洋人的话吧。这老头儿妙在思想平和而行为果敢,当了一辈子愤青。为反战两度入狱,相隔近半个世纪,第二次是在八十九岁高龄...
罗素一生履历让我不得不收回刚才说过关于自我膨胀的训诫。一个数学、逻辑学泰斗,居然去混了个诺贝尔文学奖;发表多篇历史学哲学著作却又去经济学领域指手画脚掺和社会运动;一生致力学术研究却又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政治立场左倾但上述言论充分暴露了他自由主义的右派思想。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庸之道”?
以大象的名义,向罗素先生和开复先生致敬。

cnbeta上关于软件商业化与反商业化,垄断与反垄断的口水战还在继续,网友评论呈现势均力敌。而十年前的业界评论几乎是一边倒,一如上世纪中叶后发动的诸多全国性运动,永远是正义与邪恶的意识形态斗争,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抢占道德高点。说到意识形态,自由经济和宏观调控也是一对解不开的冤家。
之所以把商业规则和意识形态放在一起说是因为经济和政治根本就是一码事。支持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商业化的人大多是自由经济拥护者(右派);而支持开源共享、非商业化的人大多也支持宏观调控(左派)。或许你不赞同,或许你能举出几个反例,it's alright,世事无绝对。
人类的思想总倾向于用一种统一理论去解释所有事物运转的规律。牛顿的经典物理曾如此完美地解释了一切,后被爱因斯坦证明那只是个局部真理。自由经济学者主张用统一的度量标准,即货币,去分配世间所有资源,却发现很多伦理的、法律的、道德的、传统的障碍跨不过去,问题解决不了有时还会激化;而计划经济派主张由统一的公正的制度分配资源,也因难以实行,造成了更大社会危机。千百年来,坚信自己掌握绝对真理而对方是不是邪恶就是谬误的人们,在不断争斗中,让世界总在极左和极右间来回摇摆。

我始终忘不了那个盲人摸象的寓言。试想一个从没见过大象的人,如何用一个他已知的事物去形容一个他不了解的东西呢?人类的理解能力是否有极限?我不愿承认。或许,把所有不知道、不确定、不能掌握的东西全都归结为神灵的旨意,这样倒也算是一种普适理论。这样就再不用受思考的折磨了。但热爱思考的人们肯定不能满足于这样笼统的解释。
不论如何应避免自我膨胀。当一个人在某方面取得了成功时,他会以为自己掌握了宇宙的终极规律,试图把之前的成功扩展到其它所有领域。比如一些造反当皇帝的总试图用军事方法去解决政治经济问题;一些宗教和邪教领袖总爱和科学家唱反调;一些政坛霸主喜欢冒充哲学家或思想家;而商人们纷纷把自己的经商之道学术化...胜者通吃一切?这么干很狂妄,最后结果往往也证明了没有什么理论或学说能够“统一”世间万物。
相对社会人文,物理学较单纯,也最接近纯数学。然而就连物理学对光还有“波粒二象性”这种滑头的解释,四种基本力也始终不能统一。可见用一个真理去否定其它真理有多难。
The greatest enemy of any one of my truths is the rest of my truths.
---- William James
我绝不会为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
—— 伯特兰·罗素
本想摘抄几段老祖先的智慧经典,无奈我连手头蔡志忠漫画版的《中庸》也看得一头雾水。还是再抄一段上面那个洋人的话吧。这老头儿妙在思想平和而行为果敢,当了一辈子愤青。为反战两度入狱,相隔近半个世纪,第二次是在八十九岁高龄...
《自由思想的十诫》
(摘自伯特兰·罗素《自传》)
1、凡事不要抱绝对肯定的态度;
2、不要试图隐瞒证据,因为证据最终会被暴露;
3、不要害怕思考,因为思考总能让人有所补益;
4、有人与你意见相左时,即使这些意见来自你的丈夫或孩子,也应该用争论去说服他们,而不是用权威去征服,因为靠权威取得的胜利是虚幻而自欺欺人的;
5、不用盲目地崇拜任何权威,因为你总能找到相反的权威;
6、不要用权力去压制你认为有害的意见,因为如果你采取压制,其实只说明你自己受到了这些意见的压制;
7、不要为自己持独特看法而感到害怕,因为我们现在所接受的常识都曾是独特看法;
8、与其被动地同意别人的看法,不如理智地表示反对,因为如果你信自己的智慧,那么你的异议正表明了更多的赞同;
9、即使真相并不令人愉快,也一定要做到诚实,因为掩盖真相往往要费更大力气;
10、不要嫉妒那些在蠢人的天堂里享受幸福的人,因为只有蠢人才以为那是幸福。
罗素一生履历让我不得不收回刚才说过关于自我膨胀的训诫。一个数学、逻辑学泰斗,居然去混了个诺贝尔文学奖;发表多篇历史学哲学著作却又去经济学领域指手画脚掺和社会运动;一生致力学术研究却又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政治立场左倾但上述言论充分暴露了他自由主义的右派思想。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庸之道”?
以大象的名义,向罗素先生和开复先生致敬。
2009年4月24日星期五
永远保留说不的权力
我怕自己有强迫症,怕自己被什么控制得死死的,就此失去自由。所以一旦发现某件事情使我上瘾,我会立刻停止一段时间,确认自己没有过度依赖,然后再继续。抽烟如此,游戏如此,上网看新闻聊天亦如此。
记得小时候,大约十岁吧,一天老妈像往常一样差我去倒垃圾。正赶上我撒娇犯懒,不肯去。老妈急了,呵斥道:“你除了会倒垃圾还会什么?”我回答:“我还会不倒垃圾!”当时只是耍贫嘴而已,后来想起这件事却给了我如下启示:
一个人有某种能力,或者一件物品有某样功能,这很好。可它如果没有不使用这种功能的权力,那么不会有人承认它的价值。就说水和空气吧,对人的生存很重要,但因为随手可得,所以人们也就不把他当回事;再说企业里的某个员工吧,如果他永远任劳任怨完成自己的工作从不出错,长此以往人们也会忽略他的存在。电影小说里,现实生活中,好好先生永远没有偶尔做点善事的坏孩子有吸引力。价值体现在选择,常数项求导为零。
套用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就是有破坏力才能参与分红。为此,欧洲的工会时不时要闹闹罢工 —— 以他们不工作时带来的不方便证明他们工作时创造的价值。也为此,贪官污吏们经常要利用职权制造点麻烦 —— 以警告不乖乖送礼的人他们的权力有多大。
其实我真正想谈的是关于行业,尤其服务行业,即第三产业。有些产品或服务是必须要有的,称为刚性需求;剩下的是可选的,就是那些可有可无的。“要雪中送炭,莫锦上添花”。绝大多数互联网站在我看来属于锦上添花者,他们没有说不的权力,哪一天他们要不在了,用户顶多也就是头几天不方便,忍一忍也就过去了,或者找到了替代品。处于这样的地位,你有什么资格向用户收费?反观淘宝,在经济危机中它甚至被“有关部门”捧为大学生就业的万能药,这样地位的它大概就有向卖家收店租的权力了吧 —— 不交保护费关了你的店看你还怎么就业。我钦佩马云,他至今没有做出这种杀鸡取卵的事,但这并不代表他永远不会这么做。以最坏的恶意推测,在“有关方面”要求网上交易收税的压力下,发生这样的事也不是不可能的。
互联网的精神在于自由,在于去中心化。也就是通过最大限度的竞争,避免这种垄断,避免这种勒索式的收费发生。当然,这只是理想,现实是大家都要吃饭,尤其是那些被互联网夺去生存条件的行业,如新闻业,出版业,唱片业,电影业,等等等等。在还没找到与时俱进的商业模式前,他们或许也可以搞搞罢工什么的,证明一下自己的价值。微软的“黑屏”事件就是一个好案例,通过暗示让提醒大家,如果有一天所有的盗版软件都不工作了你会如何。
最后说说自己。我工作中我力求独一无二,与众不同,创造属于自己的风格。不为了哗众取宠,只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不可替代的那一个。
记得小时候,大约十岁吧,一天老妈像往常一样差我去倒垃圾。正赶上我撒娇犯懒,不肯去。老妈急了,呵斥道:“你除了会倒垃圾还会什么?”我回答:“我还会不倒垃圾!”当时只是耍贫嘴而已,后来想起这件事却给了我如下启示:
一个人有某种能力,或者一件物品有某样功能,这很好。可它如果没有不使用这种功能的权力,那么不会有人承认它的价值。就说水和空气吧,对人的生存很重要,但因为随手可得,所以人们也就不把他当回事;再说企业里的某个员工吧,如果他永远任劳任怨完成自己的工作从不出错,长此以往人们也会忽略他的存在。电影小说里,现实生活中,好好先生永远没有偶尔做点善事的坏孩子有吸引力。价值体现在选择,常数项求导为零。
套用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就是有破坏力才能参与分红。为此,欧洲的工会时不时要闹闹罢工 —— 以他们不工作时带来的不方便证明他们工作时创造的价值。也为此,贪官污吏们经常要利用职权制造点麻烦 —— 以警告不乖乖送礼的人他们的权力有多大。
其实我真正想谈的是关于行业,尤其服务行业,即第三产业。有些产品或服务是必须要有的,称为刚性需求;剩下的是可选的,就是那些可有可无的。“要雪中送炭,莫锦上添花”。绝大多数互联网站在我看来属于锦上添花者,他们没有说不的权力,哪一天他们要不在了,用户顶多也就是头几天不方便,忍一忍也就过去了,或者找到了替代品。处于这样的地位,你有什么资格向用户收费?反观淘宝,在经济危机中它甚至被“有关部门”捧为大学生就业的万能药,这样地位的它大概就有向卖家收店租的权力了吧 —— 不交保护费关了你的店看你还怎么就业。我钦佩马云,他至今没有做出这种杀鸡取卵的事,但这并不代表他永远不会这么做。以最坏的恶意推测,在“有关方面”要求网上交易收税的压力下,发生这样的事也不是不可能的。
互联网的精神在于自由,在于去中心化。也就是通过最大限度的竞争,避免这种垄断,避免这种勒索式的收费发生。当然,这只是理想,现实是大家都要吃饭,尤其是那些被互联网夺去生存条件的行业,如新闻业,出版业,唱片业,电影业,等等等等。在还没找到与时俱进的商业模式前,他们或许也可以搞搞罢工什么的,证明一下自己的价值。微软的“黑屏”事件就是一个好案例,通过暗示让提醒大家,如果有一天所有的盗版软件都不工作了你会如何。
最后说说自己。我工作中我力求独一无二,与众不同,创造属于自己的风格。不为了哗众取宠,只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不可替代的那一个。
2009年4月12日星期日
邮差
互联网领域的绝顶聪明的人,长年累月不间断地和垃圾邮件斗争,发明了各种各样的信息智能查找筛选系统。目前的战况是,微软公布统计数字说在所有电子邮件中仅 3% 的是有用的,剩下的全是垃圾。如同目前金融体系里的诸多问题,我不认为自己的智力堪舆匹敌那些专业天才,但我不想放弃思考的乐趣。
对于一条信息“有用”的定义是相对的:垃圾广告接收方认为无用而发送方认为有用,那么这条信息究竟是有用还是无用呢?很久很久以前,最早的邮政系统中,邮费是由接受方支付的,于是有个这个笑话:
那时的包裹信件由接收方付费,理由大概有:
1、公众对于邮政系统信任度不够,怀疑邮局偷懒,所以信没送到不付钱。
2、对比信息的发送方和接收方,接收方得到了信息是受益方,理应由接收方付费。
这种游戏规则下,一旦出现垃圾邮件会怎样呢?广告发放者成本为零,他们可以任意发送无限量的邮件。而受害的一般是收件人或邮局。要么是收件人被骚扰的同时还白花钱(如海涅和梅厄那样),要么是邮差白跑一趟。如同下面这个例子:
邮局是公共机构,在和个人的对抗中一般处于强势。面对可能亏损的危险,规避风险的方法就是把由收信人付费改为发信人付费。这个游戏规则的变化,无心插柳地降低了垃圾邮件的数量。虽然广告投递者依旧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骚扰他人,但他们自身需要支付的成本大大增加了。
再后来有了有线电报,无线电报,有限电话,无线电话。基本也采用了同样的收费模式 -- 通信的发起方付费。当然也有特例,比方说从前 AT&T 的长途电话是可以要求对方付费的,接线员会先问对方是否同意,同意了才接通否则就掐断。这个过程有点像我们现在在淘宝上买东西后叫快递:买卖双方有了充分的沟通后,接收方对送过来的货物有了充分的了解,也就确保了其愿意付快递费。
到了互联网时代,通信的成本再次被降低。电子邮件这种一点对多点,异步通信方式的成本几乎为零。这下麻烦了,任何人很容易就写一个程序穷举所有收件人地址,拼命发送他认为别人应该知道的信息,比方说某某产品有多么好,或者某某政治观点是多么有道理,或者某某组织是多么的需要帮助,也不管别人愿不愿意听。对这种流氓行径,技术上几乎没有办法根治,聪明人尝试过很多技术上解决问题的方法:
1、敏感词过滤。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外语里也早就有了火星文,看现在的英文垃圾邮件里,很多词的拼法都不标准或使用字形相近的符号,反正就是人能看懂机器看不懂的文字。
2、群发邮件过滤,也就是如果一封邮件的收件人数过多,那么很可能是一封垃圾信。误判且不说,这种方法的反制发也特简单 -- 一封拆成多封,给每个垃圾邮件的接收者单独一封信。
3、将已知垃圾邮件的发送者列入黑名单。首先这种方法也容易冤枉好人,其次对于真正的垃圾邮件发送者来说,换个地址真是举手之劳。甚至比举手更简单,因为 SMTP 协议默认好似不用验证发件人的,就像街头的邮箱,它才不用认识你投信人是谁呢。垃圾投放者完全可以发一封信换一个地址,让过滤器永远来不及封它。
作了这么多年的技术,我日益感到技术层面上能够解决的问题非常有限。法律层面上、道德层面上、管理层面上的、利益层面上的问题,虽然也会映射到技术层面,但最终的解决方案一定在高层而不是底层的技术。盗版和反盗版的斗争就是一例,苹果的网上音乐商店最近放弃了 DRM 技术,转而向开发商业模式方面努力。好吧,回到垃圾邮件的问题上,这里面的利益不平衡是明摆着的:
广告商作为商业运作必要环节之一本来应该花钱的却没有花钱,他们赚了。
邮件服务提供商为了应付越来越多的信息,他们的成本始终在增加,他们亏了。
邮件接收方被垃圾邮件骚扰,浪费了时间,也是利益受害者。
更高层面上可能的解决方法:
1、网络实名,任何信息投递者必须先经过身份确认才能发送信息。这是个非常糟糕的主意,因为它触犯了更高一层的准则,即信息自由和隐私保护。这样的方案会被群起而攻之,人们宁可牺牲被垃圾邮件骚扰的时间和邮件服务器的效率也不愿失去言论自由和隐私。至少我对这个方案相当反感。
2、回归原始的有偿发送。让投放垃圾邮件的人付出代价,至少提高他们的成本。这里面有很多实施上的细节可以斟酌:
1)互联网是分布式的,而且没有地理限制。发信人可以选择任何邮件服务,只要从某台服务器发信比其它更便宜。这么一来就必须统一收费标准,这很难,竞争会促使降价以致最终免费。比较现实一点的方法是在保留现有邮件网络的基础上,另建一个平行的,收费的邮件网络。加入这个新网络的收件人可以免受(或者较少受)垃圾邮件的骚扰。新邮件网络可以往旧网络发信而反之不可。
2) 邮件服务商垄断收入这在道德上是有风险的。当他们的收入远大于其所提供服务的价值,就是对另外两方(收发的两方都是用户)的侵害。这种不平衡的商业模式也是很难维持的。所以应该把利益分配出来。我的设想是,发信人发了信交了钱,如果收信人确认邮件信息有用,则退还邮费给发信人;如果收信人确认邮件信息无用,则将邮费转给收信人,作为对其遭受骚扰的补偿;如果收信人没有答复,则邮资(暂且)由邮件服务商保管。
一时兴起,就想到这么多,先写下来,以后有空再慢慢想。拍脑袋想出来的游戏规则没有经过实践一定是漏洞百出,在这一点上我比构思出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他老人家差远了,所以权当是自己的脑筋体操。
谈到理想中的生活,有朋友说想开花店,有朋友说想开书店,还有说想白天给《国家地理》摄影,晚上给《花花公子》拍照。和菜头一年半前的一篇命题作文说他想当邮差,这也是个很浪漫的选择。

听听 Beatles 的老歌《Please Mr.Postman》
想像中的邮递员传播思念、情感、幸福,真是个天使般的职业。
对于一条信息“有用”的定义是相对的:垃圾广告接收方认为无用而发送方认为有用,那么这条信息究竟是有用还是无用呢?很久很久以前,最早的邮政系统中,邮费是由接受方支付的,于是有个这个笑话:
一天,海涅收到朋友寄来的一封很重的欠邮资的信。他拆开一看,原来是一大捆包装纸,里面附着一张小纸条:“我很好,你放心吧。你的梅厄。”
几天后,梅厄也收到海涅寄去的一包很重的欠资包裹。他领取这包裹时不得不付出一大笔现金。原来里面装的是一块石头,也附有一张纸条:“亲爱的梅厄,当我知道你很好时,我心里这块石头也就落地了。”
那时的包裹信件由接收方付费,理由大概有:
1、公众对于邮政系统信任度不够,怀疑邮局偷懒,所以信没送到不付钱。
2、对比信息的发送方和接收方,接收方得到了信息是受益方,理应由接收方付费。
这种游戏规则下,一旦出现垃圾邮件会怎样呢?广告发放者成本为零,他们可以任意发送无限量的邮件。而受害的一般是收件人或邮局。要么是收件人被骚扰的同时还白花钱(如海涅和梅厄那样),要么是邮差白跑一趟。如同下面这个例子:
相传1840年,在英国一个偏僻的乡村里,有一位名叫艾丽丝·布朗的姑娘收到一封远方来信。他看了看信封,便对送信人说: “对不起,我没钱收信,请退回吧。”于是,送信人与这位姑娘发生了争执。这时,一位绅士罗兰·希尔散步过来,见此情景,为姑娘代付了邮费。姑娘对绅土说: “我家里很穷,付不起邮费。哥哥出远门做工时,我们事先约好,如果他平安无事,就在信封上画个圆圈。刚才我已经看到了信封上标记,就不必付钱取信了。”
事后,罗兰·希尔向政府建议:由寄信人购买一张凭据贴在信封上,以示邮资已付。英国政府很快采纳了他的建议。1840年5月6日由罗兰,希尔设计的世界上第一枚邮资凭据即邮票在英国诞生,并迅速被各国邮政机构广泛采用了。
邮局是公共机构,在和个人的对抗中一般处于强势。面对可能亏损的危险,规避风险的方法就是把由收信人付费改为发信人付费。这个游戏规则的变化,无心插柳地降低了垃圾邮件的数量。虽然广告投递者依旧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骚扰他人,但他们自身需要支付的成本大大增加了。
再后来有了有线电报,无线电报,有限电话,无线电话。基本也采用了同样的收费模式 -- 通信的发起方付费。当然也有特例,比方说从前 AT&T 的长途电话是可以要求对方付费的,接线员会先问对方是否同意,同意了才接通否则就掐断。这个过程有点像我们现在在淘宝上买东西后叫快递:买卖双方有了充分的沟通后,接收方对送过来的货物有了充分的了解,也就确保了其愿意付快递费。
到了互联网时代,通信的成本再次被降低。电子邮件这种一点对多点,异步通信方式的成本几乎为零。这下麻烦了,任何人很容易就写一个程序穷举所有收件人地址,拼命发送他认为别人应该知道的信息,比方说某某产品有多么好,或者某某政治观点是多么有道理,或者某某组织是多么的需要帮助,也不管别人愿不愿意听。对这种流氓行径,技术上几乎没有办法根治,聪明人尝试过很多技术上解决问题的方法:
1、敏感词过滤。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外语里也早就有了火星文,看现在的英文垃圾邮件里,很多词的拼法都不标准或使用字形相近的符号,反正就是人能看懂机器看不懂的文字。
2、群发邮件过滤,也就是如果一封邮件的收件人数过多,那么很可能是一封垃圾信。误判且不说,这种方法的反制发也特简单 -- 一封拆成多封,给每个垃圾邮件的接收者单独一封信。
3、将已知垃圾邮件的发送者列入黑名单。首先这种方法也容易冤枉好人,其次对于真正的垃圾邮件发送者来说,换个地址真是举手之劳。甚至比举手更简单,因为 SMTP 协议默认好似不用验证发件人的,就像街头的邮箱,它才不用认识你投信人是谁呢。垃圾投放者完全可以发一封信换一个地址,让过滤器永远来不及封它。
作了这么多年的技术,我日益感到技术层面上能够解决的问题非常有限。法律层面上、道德层面上、管理层面上的、利益层面上的问题,虽然也会映射到技术层面,但最终的解决方案一定在高层而不是底层的技术。盗版和反盗版的斗争就是一例,苹果的网上音乐商店最近放弃了 DRM 技术,转而向开发商业模式方面努力。好吧,回到垃圾邮件的问题上,这里面的利益不平衡是明摆着的:
广告商作为商业运作必要环节之一本来应该花钱的却没有花钱,他们赚了。
邮件服务提供商为了应付越来越多的信息,他们的成本始终在增加,他们亏了。
邮件接收方被垃圾邮件骚扰,浪费了时间,也是利益受害者。
更高层面上可能的解决方法:
1、网络实名,任何信息投递者必须先经过身份确认才能发送信息。这是个非常糟糕的主意,因为它触犯了更高一层的准则,即信息自由和隐私保护。这样的方案会被群起而攻之,人们宁可牺牲被垃圾邮件骚扰的时间和邮件服务器的效率也不愿失去言论自由和隐私。至少我对这个方案相当反感。
2、回归原始的有偿发送。让投放垃圾邮件的人付出代价,至少提高他们的成本。这里面有很多实施上的细节可以斟酌:
1)互联网是分布式的,而且没有地理限制。发信人可以选择任何邮件服务,只要从某台服务器发信比其它更便宜。这么一来就必须统一收费标准,这很难,竞争会促使降价以致最终免费。比较现实一点的方法是在保留现有邮件网络的基础上,另建一个平行的,收费的邮件网络。加入这个新网络的收件人可以免受(或者较少受)垃圾邮件的骚扰。新邮件网络可以往旧网络发信而反之不可。
2) 邮件服务商垄断收入这在道德上是有风险的。当他们的收入远大于其所提供服务的价值,就是对另外两方(收发的两方都是用户)的侵害。这种不平衡的商业模式也是很难维持的。所以应该把利益分配出来。我的设想是,发信人发了信交了钱,如果收信人确认邮件信息有用,则退还邮费给发信人;如果收信人确认邮件信息无用,则将邮费转给收信人,作为对其遭受骚扰的补偿;如果收信人没有答复,则邮资(暂且)由邮件服务商保管。
一时兴起,就想到这么多,先写下来,以后有空再慢慢想。拍脑袋想出来的游戏规则没有经过实践一定是漏洞百出,在这一点上我比构思出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他老人家差远了,所以权当是自己的脑筋体操。
谈到理想中的生活,有朋友说想开花店,有朋友说想开书店,还有说想白天给《国家地理》摄影,晚上给《花花公子》拍照。和菜头一年半前的一篇命题作文说他想当邮差,这也是个很浪漫的选择。

听听 Beatles 的老歌《Please Mr.Postman》
想像中的邮递员传播思念、情感、幸福,真是个天使般的职业。
2009年3月5日星期四
【转帖】不能说的事情
不能说的事情
赵六 翻译
第三章的原文可以参见
http://www.paulgraham.com/say.html
第三章 不能说的事情
不知道你是否经历过这样的情形,偶然看到了自己的一张老照片,却被自己那时的形象小小地雷了一下。我真是那么穿的?没错,这是真的,我们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打扮得那么傻。这就是看不见的时尚演化,就如同我们所在的地球,一直都在不停地运动,而我们却什么也感觉不到。
但是真正令我吃惊的是,我发现在我们的周围,还存在着另外一种道德时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时尚同样是不可捉摸的,看不到的,但是却更加危险。衣着时尚是对好的设计的误读,道德时尚却是对善的误读。奇装异服,最多令人嘲笑你,但是具有暴力因素的道德时尚却可以令你被火刑,放逐,监禁,甚至被肉体消灭。
如果你有时间机器,不管你回到过去的什么地方,有那么一件事情一定要注意:小心说话!我们现在认为无害的观点,有可能导致你的极大麻烦。你注意到了吗,我在前文就曾经说了一个可能会给我带来极大麻烦的事情,和伽利略的遭遇类似,那就是我说了地球在移动。
书呆子们经常遇到麻烦,因为他们说不得体的话,穿着也跟不上潮流,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常常拥有很好的思想。然而世俗对这几点特质的忍耐底线却是依次减低的。这种情况好像贯穿了整个历史:在每一个时期,人们总是相信那些荒谬的事情,并且强烈的认为如果提出其他的意见,将会遭遇到极可怕的灾难。
我们的时代有何不同?对于任何熟读历史的人来说,答案几乎可以是确定的NO!如果说我们所处的是第一个获得了所有真知的时代,这得是多么大的一个奇迹啊。让人焦虑的是,哪些东西是我们现在所深信不疑的,但又会招致未来的嘲笑呢?如果有人乘坐时间机器从未来回到现在,有什么东西是他要留意不能说的?这就是我想在此研究的东西。但是我不想用现在流行的某些危言耸听来吓唬你们,我想要找的是一些更为基本的规则,可以指导我们什么话不能说--并且在任何时代都有效。
3.1 小测试
让我们先从一个小测验开始吧:有什么观点是你不情愿公开地对你的同事讲的吗?如果你的答案是没有,那么也许你应该停下来并思考一下了。如果你深信不疑的东西都是你应该相信的,真的是个巧合吗?可能不是。更大的可能是你接受了所有那些灌输给你的东西。
你也许会争辩说,我自己已经独立思考了所有那些观点,而且我所同意的恰恰也都是那些正统思想。这同样不大可能,因为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你也会。制作地图的人会故意地制造些小错误,这样的话,有人盗版的话,他们就能很快发现。盗版的地图上有着同样的错误,这是非常方便的指控证据。就像历史上的其他时代一样,我们的道德地图里也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并且,其中有些错误也是有意添加的。你的争辩在我看来,就像是那些1972年的人声称他们经过自己的判断后觉得“喇叭裤”是一种非常好的设计一样。
如果你现在相信所有那些你应该相信的东西,那么如果你成长在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农场主中间,或者你成长在1930年左右的德国,或者你是公元1200年的蒙古人,那会怎样,你又会相信什么?
在一个理想化的时代里,如果你有什么东西不敢大声的说出来,是你的问题。但是在达到这一理想时代之前,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你不认为你有什么东西不能公开,那么你应该真正反思一下,自己出了什么问题。
3.2 trouble
那么究竟什么东西是不能说的?一种方法就是看看那些惹了麻烦的人说了些什么。当然,我们不是仅仅去寻找那些不能说的禁忌,我们真正要找的是那些1.不能说并且是正确的,或者是2.有很大可能是正确的东西,对这类问题应该保留开放的态度。然而大部分惹上麻烦的那些言论,一般都处于前面两点的范围。没有人会因为说了2+2=5或者说皮斯堡的人有10英尺高而惹上麻烦,这种明显的错误只会被当作玩笑,或者更差一点,你可能会被认为神志不清。但是其他人不会因为你的言论而恼火。真正让他们恼火的是那些他们自己也有可能相信的言论。我怀疑,那些让他们最为抓狂的东西很有可能都是正确的。
如果伽利略说生活在帕多瓦的人有10英尺高,那么他有可能被当作无害的怪人对待。但是当他说地球在是围绕太阳转,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教会知道这会让人们对这种可能性进行考虑。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回溯历史的时候,这一经验法则工作的很好。有很多让人惹上麻烦的言论在现在看来都是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很有可能,今天的(至少)一部分异端邪说会在将来得到认同。
3.3 异端邪说
这还不是所有的答案,如果恰巧没有人因为某种言论而惹上麻烦,或者因为某种想法太过争议性而没有人敢于公开表达,那么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些想法的存在呢?
一种方法就是去领会这个词的意义:异端邪说(heresy)。在历史上的每个时期,总会有许多言论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然后被打倒,由此人们便没有机会来从容分辨到底这些言论是对是错了。在西方历史上,“亵渎神灵”,“亵渎圣物”以及“左道邪说”就是这类标签。在现代呢,类似作用的标签则是“不道德的”,“不合体统的”,以及“非美国的”。当然,现在的这种标签已经不那么令人如坐针毡了,人们也常常利用这些标签来说反话。不过,在历史上,这种标签还真是很有威力。
举例来说,“失败主义者”这个词,现在已经没什么特别的政治含义了。但是在1917年的德国,这个标签绝对是个厉害的武器,它曾经被鲁登道夫用来清洗那些希望签订和约的人。在二战前期,这个词也曾被丘吉尔及其拥趸所广泛使用,以便让那些反对者们闭嘴。在1940年,任何反对丘吉尔激进政策的人,都被贴上了“失败主义者”的标签。而那些人的反对意见究竟是对是错?据常理推断,那时没有人敢问过。
时至今日,我们还有类似的标签,而且还不少,从万能的“不合时宜”到令人恐惧的“分裂分子(divisive)”。在任何时代,我们都能发现这种标签,方法就是看看人们对他们所反对的真理是怎样称呼的。当一个政治家说他的对手是错误的,这是一种最直接的批评,但是如果他攻击一种言论是“造成不和的”或者是“种族倾向的”,但又不说明这种言论为什么是错误的,那我们就要留心这种人了。
因此,如果你想找到那些会被未来访客所嘲笑的当代禁忌,还有另外一种方法,那就是从这些标签入手。你可以随便说一个标签,比如“大男子主义”,然后试着想一想这个标签会被用到哪些方面?对其每种用法,都是正确的吗?你可能会问,难道随便找一个标签然后就这样开始?没错,就这样,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随机,最先出现在你脑子里的标签通常都是那种貌似合理的,你可能已经隐约注意到的,但却从没来得及去认真思考过的东西。
在1989年,有一些聪明的研究者做了一个实验,通过追踪医生在检查肺癌影像照片时眼球的运动,他们发现,即使这些影像分析医师漏掉了一些病灶,但是他们的眼睛却曾在这些病灶点上留意过。这说明他们的部分大脑已经发现了那里有些特别的东西,但却没有引起上层的意识注意。我认为有很多有意思的“左道邪说”其实早已在我们的大脑里自然形成了,如果我们能够暂时关掉头脑中的自我审查,它们就会自然地浮现出来。
3.4 时间和空间
如果我们能看到未来,自然就会知道哪些现代思潮是荒谬的。但这是做不到的,不过至少有一点还不错,我们可以回看历史。看看那些曾经是真理但现在看来却很可笑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现在的错误。从过去到现在的变化,一般都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在某些领域,比如物理学,如果我们不同意前辈的观念,那是因为他们是错误的而我们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进入其他的(那些非科学的)领域,我们就不能如此断言了。如果你面对的是社会问题,那你会发现很多变化仅仅是时尚因素,和裙摆高度的问题大同小异。
我们也许会自认为比前人聪明的多,也正直的多,但是读过历史之后你就会发现,恰恰相反,历史上的人们和我们非常相像。既不是英雄,也不是野蛮人。不管他们的思想是什么,那也是他们当时认为正确的,可接受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找一些有意思的“异端邪说”:拿现在的思想和历史上不同的文化来进行比较,来看看我们能发现什么。有些历史上的思想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也许是荒唐的令人震惊的;这没问题,但你有没有考虑过,有哪些历史上的思想可能是正确的?
你没必要从中发现那些重大的改变,在我们自己生活的时代里,关于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在不同的社会之间就存在着重大差异。所以你还可以拿不同的文化来和我们自己的进行比较(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到那些不同的文化地区看一看)。
你会发现一些相互矛盾的禁忌。在一个地方,你具有想法X是令人震惊的,但是如果你到另一个地方,令他们震惊可能是你居然不认同X。但是我认为,通常来说可能是这种情形:在一个文化里,想法X是可接受的,但是在另一种文化里,想法X会引起震惊。我的假设是,那些会引起特别大震惊的一方,有非常大的可能是有问题的,他们是错误的一方。我认为那些真正的禁忌,应该是(或者是近似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例如,谋杀。但如果有任何思想,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在世界的大多数地区,都被认为是无害的,但却仍然是我们的禁忌,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候选者,在这上面,是我们自己犯了错误。
举例来说,在二十世纪90年代,“政治正确”观念最为高涨的时期,哈佛大学给它的所有教职员工发了一个小册子,其中有这样的通知:恭维同事或者学生的服饰是不恰当的做法。别再说“nice shirt”了。我认为这条纪律在世界各种文化中都是少见的,不管是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在看。也许在其他更多的地方,人们会认为恭维别人的服饰是很有礼貌的表现而不是相反。如果你的时间机器设置了目标“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92”,那么你一定要注意这条纪律。
3.5 卫道士
如果未来的人真的发明了时间机器,我想他们肯定会在时间旅行手册里单独提到麻省剑桥的。那是一个很挑剔的地方,简直是“吹毛求疵之城”。在那里,当你交谈时,你必须要同时注意语法和内容,以便保证它们都是正确的。这也指出了另外一条路去发现禁忌:寻找那些卫道士,然后看看他们的脑子是怎么想的。小孩的头脑就像是一个仓库,里面存放的都是大人们的教条。小孩子的思想应该是纯洁无瑕的,这看起来好像是为了令大人们满足。我们灌输给他们的观念,不但是简化过的以便小孩子理解,同时也是消过毒的,来满足我们对小孩子应该怎样思考的控制欲。
小范围来说,你可以从说脏话这件事上发现这一点。我有很多朋友现在都开始有小孩了,他们所有人都试图不在小孩的面前说类似“fuck”或者“shit”之类的词,以免小孩听到后也开始模仿。但问题是,这些词本身就是语言的一部分,并且成年人几乎随时随地都在用这些词。所以,关于语言,通过不使用这些词,父母们灌输给孩子一个不准确的观念。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这些父母认为小孩子不适合使用全部的语言,我们喜欢看起来天真无邪的儿童。
另外,大多数成年人也喜欢误导孩子对这个世界的观感,最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圣诞老人了。我们认为小孩子真的相信圣诞老人存在是件很可爱的事情。我自己也不例外,但是有一点疑问,我们告诉小孩子的这些东西,究竟是为了他们好还是为了我们自己呢?我不准备在此讨论这个问题。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父母总想给孩子的头脑里也装饰一些可爱的东西,我可能也会这样做。但这样做的结果,(在理想情况下,他们没有经历过更多的阅历)会让一个精心抚养长大的十几岁少年的头脑里,或多或少,收集到所有的教条和禁忌。而这些最终会变成可笑的东西,不管我们怎么想,这种变化一定会在他们的头脑里出现。
我们是如何析构这些教条的?可以通过下面这个思想试验解释:想象这样一个人,他曾经在非洲当过雇佣兵,在尼泊尔当过医生,后来又在迈阿密经营过一个夜总会,其中的细节并不关键,总的来说,这个人确实阅历丰富。然后你再想象可以拿这个人脑子里的东西与一个在郊区长大的举止得体的16岁小姑娘的头脑中的东西进行比较,你认为哪些东西会让到这个小姑娘感到震惊呢?他了解这个世界;而这个小姑娘了解(或者是大概了解)当前的所有律条和禁忌。用他的思想减去这个小姑娘的思想,结果就是那些我们不能说的东西。
3.6 机制
我还有一种方法能指出什么东西是不能说的:看看禁忌是如何形成的,道德风尚是如何提出的,以及它们为什么会被采用。如果能够理解现象背后的机制,那么我们就够能在自己的时代里发现它们。道德风尚和一般时尚的创造机制并不相同,一般时尚的兴起,通常都是偶然的,是大众对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偶然兴致或发明的群起模仿。比如十五世纪后期在欧洲流行的宽面(broad- toed shoes)鞋,其缘起是法国的查理八世,而更确切的原因是他有一只脚是六趾。Gary本来是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偏远的磨房小镇的名字,但是演员Frank Cooper拿它作为名字之后,马上就引起了取名Gary的热潮。但是对于道德风尚,它的建立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果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能说的,通常是因为有某些团体不想让我们那样说。
当这些团体紧张的时候,这种禁止尤其强烈。讽刺的是,伽利略惹上麻烦是因为重复了哥白尼的思想,但哥白尼自己却安然无恙。实际上,哥白尼是一个教堂的教士,并且还把他的书献给了教皇。但是到了伽利略的时代,教会正在经历反对改革的阵痛,因此对非正统的思想极为紧张和忧虑。当一个团体悬于虚弱和强大之间的时候,它们便会去建立一个新的禁忌。一个自信的团体不需要禁忌来进行自我保护。如果你对美国人,或者英国人发表轻蔑的评论,那是无所谓的。于此同时,这个团体还必须足够强大,至少能够推动这个新的禁忌。嗜粪者,当我撰写本文的时候,看起来没有足够多的数量和能量能够把他们的兴趣推广成一种生活方式。
我怀疑最大的道德禁忌来源,是那些在权力斗争中勉强赢了的那一方。所以你可以在这种权力斗争的战场上发现他们:强大得能够推行禁忌,但又虚弱得需要这些禁忌来进行自我保护。有很多斗争,不管究竟是为了什么,最终都会表现为不同的思想间的斗争。16世纪的英国革命,其根本是为了财富和权力而进行的争斗,但其最终被精炼为这样的口号:为了保护英国精神免遭罗马的腐化影响而斗争。让人们为了一种理想而战斗更容易一些。最终不管哪一方获胜,其思想都将会被当作真理,如同上帝也同意他们一样,否则祂也不会选择他们作为胜利者。我们经常认为二战是真理战胜了极权的象征,但却选择性地忘记了苏联也是战胜国中的一员。
我并不是说所有斗争都是假思想之名,而是说,不管到底是为了什么,人们总是倾向于把它们往思想斗争上面靠。就像那些最近刚刚过时的时尚并不十分老土一样,那些刚刚被打败的对手所持的观点也并不都十分错误。例如,希特勒和斯大林所推崇的具象派艺术现在也开始逐渐恢复生命力了。
尽管思想上的时尚和服饰时尚不同,可能是由多个来源相互作用而兴起的,但是它们被人们所接受的机制却非常的相似。最早的时尚跟从者是野心勃勃的,那些自觉比较酷的家伙总是希望自己和普罗大众有所不同。而当这种风尚已经建立起来之后,第二批加入的人,也是数量非常多的人,则是被恐惧所驱动的,他们之所以接受这种风尚并不是想要自己与众不同,而恰恰是因为害怕与众不同。
所以如果你想发现什么是我们不能说的,那么你就看看时尚创建的机制然后预测一下什么东西是不能说的。什么团体是强大的,但又是紧张的,他们可能会压制什么样的思想?在最近的斗争中什么思想被击败了并被玷污了?如果一个自我感觉很酷的人想从先前的(比如他父母所具备的)潮流中脱颖而出,那他会拒绝其中的哪些主张?什么东西是墨守成规的人所害怕谈论的?
用这个技巧不能发现所有那些不能说的东西。我能想到一些例子,它们并不是最近的某种斗争的牺牲品。还有很多的禁忌是深深植根于过往历史的。但是通过上述的技巧,再结合前面讲到的几种方法,会帮助你找到很多让人不可思议的想法。
3.7 为什么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会有人做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要在一堆肮脏的、声名狼藉的想法里翻翻拣拣呢?为什么一定要看看石头下面隐藏着什么东西呢?
我会这样做,第一个原因和小孩子们翻检石头的原因是一样的,那就是纯粹的好奇心。而且我对那些被禁止的东西尤其感兴趣。让我自己看看,并且我还要自己做决定。第二点,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我不喜欢那些错误的思想。如果,像之前的那些时代一样,我们深信那些随后被证明是荒谬的东西,那么我想知道这些谬论是什么,从而,至少可以让我自己,不去盲从那些主张。第三点,我这样做是因为这对大脑有好处。要想创作出好的作品,你需要有一个可以天马行空的大脑。你尤其需要你的头脑有这样的习惯:喜欢到那些令人意料之外的地方去。
好的作品,易于从那些为别人所不在意的念头中来,那些不可想象的念头正是最为人所忽略的东西。举个例子,自然选择,多么简单,为什么其他人之前没有想到过?因为那些东西太过明显了。达尔文自己也因为这个理论所具有的巨大蕴意而心生疑虑。他想把自己的精力放在生物学上,而不是去和那些神创论者们去辩论。
科学所具有的一个特质,就是可以对任何假设提出质疑。科学家(至少是那些好的科学家)们的行为模式,是这样的:寻找那些传统智慧失效的地方,然后试图打破常规,去探求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东西。这就是一般提出新理论的方法。
一个好的科学家,换句话说,并不是简单地忽视传统智慧,而是要去努力打破常规。科学家是找麻烦的人。这其实是任何学者都具备的行为模式,但是科学家却是其中最喜欢探究石头下隐藏着什么东西的人。为什么?也可能仅仅是因为科学家们更加聪明。大部分物理学家都能够(如果有必要的话)拿到法国文学的PhD,但是我估计只有很少的法国文学教授能够拿到物理学PhD。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在科学中,理论的对错有一个较为明晰的判断标准,所以这使得科学家们都比较大胆。(又或者是这样,因为在科学中对于理论的判断有较为清晰的标准,因此你必须足够聪明才能得到一份科学家的工作,而不是去作一个政治家。)
不管原因到底如何吧,在智力水平和探究奇思异想的欲望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系。这并不仅仅是因为那些聪明的家伙喜欢去做寻找传统思维漏洞的工作。传统同样也不能限制他们。你可以从他们的衣着上看到这一点。“异端邪说”并不仅仅在科学上有正面效用,其实在任何竞争领域,你都可以通过看到别人不敢看的东西而大获全胜。在任何领域,基本上都存在着很少有人敢于探究的东西。例如美国的汽车工业,大家都对其日渐萎缩的市场份额而扼腕。然而其原因却又是如此的明显,任何一个旁观者都能立即指出来,那就是:他们生产的车不好。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很久了,以至于现在美国汽车的牌子已经有了反效果--成了那种你购买时要避免的而不是要挑选的牌子。对比一下在1970年的地位,卡迪拉克早已不再是汽车中的卡迪拉克了,并且我怀疑,没有人敢这样说过。否则的话,这些公司应该早就解决这些问题了。
训练你自己去思考那些不可思议的想法,其好处远远超过了那些想法本身。这就像是在做热身运动。在你跑步之前,你会尽可能地拉伸你的肢体做热身,而这些热身动作的幅度要远远超过你正常跑步时的幅度。如果你能真的能跳出常规之外,那么你一定会找到那种能让人头发都立起来的东西。当你对于那些神游八荒的小小旅行轻车熟路之后,你就掌握了所谓的“革新精神”。
3.8 私密思考
当你发现了一些不能说的东西,你该怎么办?我的建议是,不要说出它。或者至少,你要选择你的战场。假设在未来,这个世界上发起了一个废止“黄色”的运动。那些提议绘画任何黄颜色东西的人,都被指责为“黄色主义者”,因为他们都有喜欢黄颜色的嫌疑。那些喜欢橙色的人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也需要对他们留有格外的注意。假设你意识到,黄颜色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就这样到处宣扬的话,你肯定也会被指责为“黄色主义者”,然后你就会发现有无数来自反黄色主义者的争论在等待着你。如果你的人生目标就是恢复黄颜色的历史地位,也许这正是你所需要的。但是如果你对其他的问题更感兴趣,被贴上“黄色主义者”就只能给你带来打扰和烦恼。和傻瓜争论,你也会变成傻瓜。
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能够去“思考”你想要的东西,而不是去“说”你想要的。如果你觉得你必须把你所思考的东西全都说出来,那么这也会阻碍你去思考那些不合适的思想。我认为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在你的想法和说法之间,要划一个明显的界线,在你对头脑里,任何事情都是允许的。在我的头脑里,我会鼓励自己去思考那些我能想到的最极端的想法。但是,如同黑社会的帮规一样,屋子里的事,不能透露给外人。记得Fight Club吗,搏击俱乐部的第一个规定就是,你从来不能谈论它。
当Milton 1630年访问意大利的时候,曾经在威尼斯作过大使的Henry Wootton爵士告诉他,”i pensieri stretti & il viso sciolto”,私密思考,笑面待人。要对每个人微笑,但不要告诉他们你的真实想法。这是一个聪明的建议。Milton那时候是个极爱争辩的家伙,宗教裁判所对他有点紧张。其实,Milton所处的状况和我们的仅有程度上的差别。每一个时期都有它的异端,如果你不是因之而入狱的话,那至少也会因为支持它而饱受骚扰。
我承认保持沉默看起来有点懦弱。当我知道有人被基督教科学派攻击而饱受折磨的时候,有人因为反对以色列践踏人权而被贴上反犹太标签的时候,有研究者被DMCA法律诉讼所威胁的时候,我身体里的一部分都忍不住要说,“好吧,你们这些混蛋,冲我来吧。”问题是,有太多的东西都不能说,如果你想争论所有这些事情,那么你就不可能有时间去做真正的工作了。否则,你就得变成Noam Chomsky。【译注,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博士(Avram Noam Chomsky,1928年12月7日-)是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的荣誉退休教授。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被认为是20世纪理论语言学研究上最伟大的贡献。乔姆斯基还因他对政治的热忱而著名,尤其是他对美国和其它国家政府的批评。从1960年评论越战以来,他的媒体和政治评论便越来越著名。一般认为他是活跃在美国政坛左派的主要知识分子。他对美国外交政策及美国权力合法性的批判影响深远,并因而成为富有争议的人物。他有左派的忠诚追随者,但也受到右派及自由派越来越多的批评,尤其是针对他对911事件的反应。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给乔姆斯基带来了人身威胁。他的名字被列在特奥多·卡克辛斯基(Theodore Kaczynski,“邮箱炸弹杀手”)的预定名单上。在卡氏被捕以前,乔姆斯基让人检查收到的邮件以防炸弹。他自称也经常被警察保护,特别是在麻省理工校园的时候,虽然他本人原则上不同意这种保护】
3.9 笑面待人?
也许最好的策略是这样的,你要解释清楚你对当前的任何狂热行为都不支持,但不要对你反对的东西太有针对性。狂热份子也许想把你择出来,但你不必回应他们。如果他们一定要你对某事表态,比如,“你到底是同意我们还是反对我们?”你可以这样回答,“都不。”当然,更好一点的说法是“我还没有决定。”这就是Larry Summers在被问类似问题时的答案。【译注,Larry Summers,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之一,是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拿过Clark Medal,后来当过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2001至2006年,是哈佛大学校长,现在是奥巴马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因为2005年的一个性别歧视事件被国人所熟知。他在一个会议上说,科学家中女性的数量少有三个原因:1.歧视,2.女性由于child bearing以及其他生理原因,对事业不像男性那么愿意投资,3.女性在考试成绩上的方差小于男性(就是说特别聪明的和特别笨的男性都比女性多),存在基因上的原因,因此而饱受攻击,并辞去其校长职务。】
随后,Larry Summers还做了这样的解释,他说:“不要对我做石蕊测验”。【译著,石蕊試紙是由石蕊溶液浸漬濾紙,晾乾得到。石蕊試紙是常用的試紙,是檢驗溶液的酸鹼性最古老的其中一種方式。有紅色石蕊試紙和藍色石蕊試紙兩種。鹼性溶液使紅色試紙變藍,酸性溶液使藍色試紙變紅。】人们热衷争论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很复杂的,为什么要很快的给出结论呢?况且这又没有奖金。
如果反黄主义者看起来就要泛滥得失去控制了,而你想进行还击,那么这里有一些方法能让你避免被指控为“黄色主义”。就像古代军队的散兵一样,你会避免和对方的大部队正面接触。更好的方法是远距离用弓箭对其进行骚扰。所以,方法一就是把争论向上提升一个抽象级别,如果你和对方争论的是一般的检查制度,那么就可以避免因为某一具体的书或者某一具体的电影里的内容而被攻击为异端了。你可以通过对某一标签的“元标签”(meta-labels)而对其展开进攻。使用元标签,可以对标签的用法抽象而绕开那些阻碍讨论的障碍。“政治正确”这一术语的流行,恰恰说明了政治正确要开始玩完了,因为这一术语使得大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总体现象进行攻击,而无需因为某一具体的被压制的异端邪说而惹上麻烦。
另一种反击的手法就是使用隐喻。Arthur Miller仅通过一个剧本就破坏了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活动【译注:美国极右派参议员麦卡锡在 1950 年代成立的委员会,以肃清共产党为藉口,在当时进行了不少政治迫害的行动。全称是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这个剧本就是《严酷的考验》(The Crucible),以十七世纪在美国麻州沙林村发生的女巫事件影射麦卡锡主义的恐共疑云。他从没有直接提到过调查委员会,因此也没有给HUAC委员会任何机会作出回应。HUAC能做什么呢,难道为女巫私刑事件辩护?由于Arthur Miller的影射太绝妙了,直到今天,HUAC的活动还经常被描述为“搜捕女巫”。
最好的方法,也许是幽默。狂热份子,不管因为什么狂热,基本上来说他们都是缺乏幽默感的人。他们不会用玩笑作为回应,在幽默的疆土里,他们闷闷不乐,如同站在溜冰场上的全副盔甲的骑士。最终打败维多利亚时代的卫道士的方法,就是将其作为一个笑话看待。对于其化身“政治正确”,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我很高兴写了《严酷的考验》这个剧本,”Authur Miller曾经写道,“但是回顾一下,我常常希望当时自己写的是荒诞喜剧,当时的情况更像是这个。”
3.10 保持质疑
我的一个荷兰朋友对我说,应该把荷兰当作一个开放型社会的例子。确实,荷兰有一个很悠久的相对思想开放的传统。很多世纪以来,在低地国家都可以说一些在其他地方不能说的话,而这也帮助了这些地区成为了学者和工业的聚集地(学者和工业间的紧密关系比大多数人所认为的要历史悠久得多)。笛卡尔,尽管被当作法国学者,但却在荷兰形成了大部分思想。但是,我有点怀疑,在荷兰人的生活里似乎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规程条例,在那里,既然有那么多的事情不能做,难道真的没有什么东西不能说吗?
当一个人的数学不太好的时候,他一般是知道的,因为他在考试的时候总是得不出正确答案。但是当一个人的头脑并不开放的时候,他却不知道这一点。实际上,他们倾向于得到相反的结论。还记得吗,时尚的特性就是不可见的。否则的话,时尚也就不流行了。对于深陷其中的人们来说,时尚并不是“时尚”,而是“正确的事情”。只有从远处观察,我们才能看到人们关于正确事情的认知的波动,从而分辨出那也是时尚的一种。
时间给了我们这种观察上的距离。确实,新时尚的到来,使得上一个潮流很容易识别,因为对比之下,它们显得很可笑。从钟摆的一端来看,另外一端显得格外远。但要看清当前的时尚,则需要你做有意识的努力,因为没有时间可提供距离来进行观察,你必须自己来创造距离。不要成为乌合之众的一部分,你要尽可能的远离他们,并观察什么正在发生。尤其是要着重留意那些正在被压制的思想。针对儿童和雇员而设置的网络过滤,会禁止掉那些含有色情、暴力以及仇恨言论的网站。但什么算是色情和暴力?到底什么又算是“仇恨言论”?这些说辞听起来像是1984年的腔调。
标签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外部线索。如果一个言论是错误的,那么这本身就是对它最严厉的评论。你根本没必要说它是异端邪说。如果这个言论并不是错误的,那么它就更不应该受到压制。所以,当你看到某种言论被攻击为XX主义,或者是YY化(你可以拿你知道的词汇去替换XX和YY),不管是在1630年还是2030年,这都是一个确定的信号,告诉你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了。当你听到有人开始使用这种标签了,问问是为什么,特别是,当你听到自己也开始使用这种标签的时候。
你不仅仅要远离那些乌合之众以便观察,你还要对自己的思想进行远距离观察。顺便说一下,这并不是一个激进的想法,而是一个区别儿童和成年人的主要标志。当一个儿童因为疲惫而生气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一个成年人,可以进行自我判断,对自己说,“没关系,我只是累了。”我看不出为什么一个人不能用类似的方法,学会识别并抵抗道德潮流的侵袭。
如果你想要自己思维清晰,那么你还要多做一点。但这一点更难,因为你现在要反抗社会习俗而不是遵循它。每一个人都会鼓励你长大,最终成熟到能够处理自己的坏心情。但是要成长到能够抵抗坏的社会风气,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只会得到非常少的鼓励。
当自己在水中的时候,怎么能看到浪潮呢?所以要常常质疑。这是唯一的方法。你有什么不能说的话题吗?其原因何在呢?
赵六 翻译
Paul Graham (born 1964) ,著名的程序员,风险投资人,作家。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关于Lisp语言的相关作品,他著有On Lisp (1993), ANSI Common Lisp (1995), 以及Hackers & Painters (2004)。1995年,Graham以及 Robert Morris建立了Viaweb公司,该公司是第一个应用服务提供商(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Viaweb的软件,基本上都是用Common Lisp语言开发的,这使得用户可以创建自己的在线商店。1998年夏天,Viaweb被Yahoo!收购,售价相当于4960万美元,这就是后来的Yahoo! Store。
我想要给大家介绍的文章就出自Graham的Hackers & Painters一书,由于该书的其他部分主要和编程相关,所以略去不说,这里翻译的是该书的第三章,主要内容是介绍怎样训练自己跳出思维的局限,发现生活中的那些不能说的事情,从而掌握自我思考的能力和创新精神,其中有不少的思维方法很有价值,所以本人特地将其翻译与大家共享。
我想要给大家介绍的文章就出自Graham的Hackers & Painters一书,由于该书的其他部分主要和编程相关,所以略去不说,这里翻译的是该书的第三章,主要内容是介绍怎样训练自己跳出思维的局限,发现生活中的那些不能说的事情,从而掌握自我思考的能力和创新精神,其中有不少的思维方法很有价值,所以本人特地将其翻译与大家共享。
第三章的原文可以参见
http://www.paulgraham.com/say.html
第三章 不能说的事情
不知道你是否经历过这样的情形,偶然看到了自己的一张老照片,却被自己那时的形象小小地雷了一下。我真是那么穿的?没错,这是真的,我们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打扮得那么傻。这就是看不见的时尚演化,就如同我们所在的地球,一直都在不停地运动,而我们却什么也感觉不到。
但是真正令我吃惊的是,我发现在我们的周围,还存在着另外一种道德时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时尚同样是不可捉摸的,看不到的,但是却更加危险。衣着时尚是对好的设计的误读,道德时尚却是对善的误读。奇装异服,最多令人嘲笑你,但是具有暴力因素的道德时尚却可以令你被火刑,放逐,监禁,甚至被肉体消灭。
如果你有时间机器,不管你回到过去的什么地方,有那么一件事情一定要注意:小心说话!我们现在认为无害的观点,有可能导致你的极大麻烦。你注意到了吗,我在前文就曾经说了一个可能会给我带来极大麻烦的事情,和伽利略的遭遇类似,那就是我说了地球在移动。
书呆子们经常遇到麻烦,因为他们说不得体的话,穿着也跟不上潮流,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常常拥有很好的思想。然而世俗对这几点特质的忍耐底线却是依次减低的。这种情况好像贯穿了整个历史:在每一个时期,人们总是相信那些荒谬的事情,并且强烈的认为如果提出其他的意见,将会遭遇到极可怕的灾难。
我们的时代有何不同?对于任何熟读历史的人来说,答案几乎可以是确定的NO!如果说我们所处的是第一个获得了所有真知的时代,这得是多么大的一个奇迹啊。让人焦虑的是,哪些东西是我们现在所深信不疑的,但又会招致未来的嘲笑呢?如果有人乘坐时间机器从未来回到现在,有什么东西是他要留意不能说的?这就是我想在此研究的东西。但是我不想用现在流行的某些危言耸听来吓唬你们,我想要找的是一些更为基本的规则,可以指导我们什么话不能说--并且在任何时代都有效。
3.1 小测试
让我们先从一个小测验开始吧:有什么观点是你不情愿公开地对你的同事讲的吗?如果你的答案是没有,那么也许你应该停下来并思考一下了。如果你深信不疑的东西都是你应该相信的,真的是个巧合吗?可能不是。更大的可能是你接受了所有那些灌输给你的东西。
你也许会争辩说,我自己已经独立思考了所有那些观点,而且我所同意的恰恰也都是那些正统思想。这同样不大可能,因为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你也会。制作地图的人会故意地制造些小错误,这样的话,有人盗版的话,他们就能很快发现。盗版的地图上有着同样的错误,这是非常方便的指控证据。就像历史上的其他时代一样,我们的道德地图里也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并且,其中有些错误也是有意添加的。你的争辩在我看来,就像是那些1972年的人声称他们经过自己的判断后觉得“喇叭裤”是一种非常好的设计一样。
如果你现在相信所有那些你应该相信的东西,那么如果你成长在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农场主中间,或者你成长在1930年左右的德国,或者你是公元1200年的蒙古人,那会怎样,你又会相信什么?
在一个理想化的时代里,如果你有什么东西不敢大声的说出来,是你的问题。但是在达到这一理想时代之前,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你不认为你有什么东西不能公开,那么你应该真正反思一下,自己出了什么问题。
3.2 trouble
那么究竟什么东西是不能说的?一种方法就是看看那些惹了麻烦的人说了些什么。当然,我们不是仅仅去寻找那些不能说的禁忌,我们真正要找的是那些1.不能说并且是正确的,或者是2.有很大可能是正确的东西,对这类问题应该保留开放的态度。然而大部分惹上麻烦的那些言论,一般都处于前面两点的范围。没有人会因为说了2+2=5或者说皮斯堡的人有10英尺高而惹上麻烦,这种明显的错误只会被当作玩笑,或者更差一点,你可能会被认为神志不清。但是其他人不会因为你的言论而恼火。真正让他们恼火的是那些他们自己也有可能相信的言论。我怀疑,那些让他们最为抓狂的东西很有可能都是正确的。
如果伽利略说生活在帕多瓦的人有10英尺高,那么他有可能被当作无害的怪人对待。但是当他说地球在是围绕太阳转,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教会知道这会让人们对这种可能性进行考虑。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回溯历史的时候,这一经验法则工作的很好。有很多让人惹上麻烦的言论在现在看来都是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很有可能,今天的(至少)一部分异端邪说会在将来得到认同。
3.3 异端邪说
这还不是所有的答案,如果恰巧没有人因为某种言论而惹上麻烦,或者因为某种想法太过争议性而没有人敢于公开表达,那么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些想法的存在呢?
一种方法就是去领会这个词的意义:异端邪说(heresy)。在历史上的每个时期,总会有许多言论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然后被打倒,由此人们便没有机会来从容分辨到底这些言论是对是错了。在西方历史上,“亵渎神灵”,“亵渎圣物”以及“左道邪说”就是这类标签。在现代呢,类似作用的标签则是“不道德的”,“不合体统的”,以及“非美国的”。当然,现在的这种标签已经不那么令人如坐针毡了,人们也常常利用这些标签来说反话。不过,在历史上,这种标签还真是很有威力。
举例来说,“失败主义者”这个词,现在已经没什么特别的政治含义了。但是在1917年的德国,这个标签绝对是个厉害的武器,它曾经被鲁登道夫用来清洗那些希望签订和约的人。在二战前期,这个词也曾被丘吉尔及其拥趸所广泛使用,以便让那些反对者们闭嘴。在1940年,任何反对丘吉尔激进政策的人,都被贴上了“失败主义者”的标签。而那些人的反对意见究竟是对是错?据常理推断,那时没有人敢问过。
时至今日,我们还有类似的标签,而且还不少,从万能的“不合时宜”到令人恐惧的“分裂分子(divisive)”。在任何时代,我们都能发现这种标签,方法就是看看人们对他们所反对的真理是怎样称呼的。当一个政治家说他的对手是错误的,这是一种最直接的批评,但是如果他攻击一种言论是“造成不和的”或者是“种族倾向的”,但又不说明这种言论为什么是错误的,那我们就要留心这种人了。
因此,如果你想找到那些会被未来访客所嘲笑的当代禁忌,还有另外一种方法,那就是从这些标签入手。你可以随便说一个标签,比如“大男子主义”,然后试着想一想这个标签会被用到哪些方面?对其每种用法,都是正确的吗?你可能会问,难道随便找一个标签然后就这样开始?没错,就这样,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随机,最先出现在你脑子里的标签通常都是那种貌似合理的,你可能已经隐约注意到的,但却从没来得及去认真思考过的东西。
在1989年,有一些聪明的研究者做了一个实验,通过追踪医生在检查肺癌影像照片时眼球的运动,他们发现,即使这些影像分析医师漏掉了一些病灶,但是他们的眼睛却曾在这些病灶点上留意过。这说明他们的部分大脑已经发现了那里有些特别的东西,但却没有引起上层的意识注意。我认为有很多有意思的“左道邪说”其实早已在我们的大脑里自然形成了,如果我们能够暂时关掉头脑中的自我审查,它们就会自然地浮现出来。
3.4 时间和空间
如果我们能看到未来,自然就会知道哪些现代思潮是荒谬的。但这是做不到的,不过至少有一点还不错,我们可以回看历史。看看那些曾经是真理但现在看来却很可笑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现在的错误。从过去到现在的变化,一般都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在某些领域,比如物理学,如果我们不同意前辈的观念,那是因为他们是错误的而我们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进入其他的(那些非科学的)领域,我们就不能如此断言了。如果你面对的是社会问题,那你会发现很多变化仅仅是时尚因素,和裙摆高度的问题大同小异。
我们也许会自认为比前人聪明的多,也正直的多,但是读过历史之后你就会发现,恰恰相反,历史上的人们和我们非常相像。既不是英雄,也不是野蛮人。不管他们的思想是什么,那也是他们当时认为正确的,可接受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找一些有意思的“异端邪说”:拿现在的思想和历史上不同的文化来进行比较,来看看我们能发现什么。有些历史上的思想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也许是荒唐的令人震惊的;这没问题,但你有没有考虑过,有哪些历史上的思想可能是正确的?
你没必要从中发现那些重大的改变,在我们自己生活的时代里,关于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在不同的社会之间就存在着重大差异。所以你还可以拿不同的文化来和我们自己的进行比较(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到那些不同的文化地区看一看)。
你会发现一些相互矛盾的禁忌。在一个地方,你具有想法X是令人震惊的,但是如果你到另一个地方,令他们震惊可能是你居然不认同X。但是我认为,通常来说可能是这种情形:在一个文化里,想法X是可接受的,但是在另一种文化里,想法X会引起震惊。我的假设是,那些会引起特别大震惊的一方,有非常大的可能是有问题的,他们是错误的一方。我认为那些真正的禁忌,应该是(或者是近似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例如,谋杀。但如果有任何思想,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在世界的大多数地区,都被认为是无害的,但却仍然是我们的禁忌,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候选者,在这上面,是我们自己犯了错误。
举例来说,在二十世纪90年代,“政治正确”观念最为高涨的时期,哈佛大学给它的所有教职员工发了一个小册子,其中有这样的通知:恭维同事或者学生的服饰是不恰当的做法。别再说“nice shirt”了。我认为这条纪律在世界各种文化中都是少见的,不管是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在看。也许在其他更多的地方,人们会认为恭维别人的服饰是很有礼貌的表现而不是相反。如果你的时间机器设置了目标“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92”,那么你一定要注意这条纪律。
3.5 卫道士
如果未来的人真的发明了时间机器,我想他们肯定会在时间旅行手册里单独提到麻省剑桥的。那是一个很挑剔的地方,简直是“吹毛求疵之城”。在那里,当你交谈时,你必须要同时注意语法和内容,以便保证它们都是正确的。这也指出了另外一条路去发现禁忌:寻找那些卫道士,然后看看他们的脑子是怎么想的。小孩的头脑就像是一个仓库,里面存放的都是大人们的教条。小孩子的思想应该是纯洁无瑕的,这看起来好像是为了令大人们满足。我们灌输给他们的观念,不但是简化过的以便小孩子理解,同时也是消过毒的,来满足我们对小孩子应该怎样思考的控制欲。
小范围来说,你可以从说脏话这件事上发现这一点。我有很多朋友现在都开始有小孩了,他们所有人都试图不在小孩的面前说类似“fuck”或者“shit”之类的词,以免小孩听到后也开始模仿。但问题是,这些词本身就是语言的一部分,并且成年人几乎随时随地都在用这些词。所以,关于语言,通过不使用这些词,父母们灌输给孩子一个不准确的观念。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这些父母认为小孩子不适合使用全部的语言,我们喜欢看起来天真无邪的儿童。
另外,大多数成年人也喜欢误导孩子对这个世界的观感,最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圣诞老人了。我们认为小孩子真的相信圣诞老人存在是件很可爱的事情。我自己也不例外,但是有一点疑问,我们告诉小孩子的这些东西,究竟是为了他们好还是为了我们自己呢?我不准备在此讨论这个问题。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父母总想给孩子的头脑里也装饰一些可爱的东西,我可能也会这样做。但这样做的结果,(在理想情况下,他们没有经历过更多的阅历)会让一个精心抚养长大的十几岁少年的头脑里,或多或少,收集到所有的教条和禁忌。而这些最终会变成可笑的东西,不管我们怎么想,这种变化一定会在他们的头脑里出现。
我们是如何析构这些教条的?可以通过下面这个思想试验解释:想象这样一个人,他曾经在非洲当过雇佣兵,在尼泊尔当过医生,后来又在迈阿密经营过一个夜总会,其中的细节并不关键,总的来说,这个人确实阅历丰富。然后你再想象可以拿这个人脑子里的东西与一个在郊区长大的举止得体的16岁小姑娘的头脑中的东西进行比较,你认为哪些东西会让到这个小姑娘感到震惊呢?他了解这个世界;而这个小姑娘了解(或者是大概了解)当前的所有律条和禁忌。用他的思想减去这个小姑娘的思想,结果就是那些我们不能说的东西。
3.6 机制
我还有一种方法能指出什么东西是不能说的:看看禁忌是如何形成的,道德风尚是如何提出的,以及它们为什么会被采用。如果能够理解现象背后的机制,那么我们就够能在自己的时代里发现它们。道德风尚和一般时尚的创造机制并不相同,一般时尚的兴起,通常都是偶然的,是大众对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偶然兴致或发明的群起模仿。比如十五世纪后期在欧洲流行的宽面(broad- toed shoes)鞋,其缘起是法国的查理八世,而更确切的原因是他有一只脚是六趾。Gary本来是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偏远的磨房小镇的名字,但是演员Frank Cooper拿它作为名字之后,马上就引起了取名Gary的热潮。但是对于道德风尚,它的建立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果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能说的,通常是因为有某些团体不想让我们那样说。
当这些团体紧张的时候,这种禁止尤其强烈。讽刺的是,伽利略惹上麻烦是因为重复了哥白尼的思想,但哥白尼自己却安然无恙。实际上,哥白尼是一个教堂的教士,并且还把他的书献给了教皇。但是到了伽利略的时代,教会正在经历反对改革的阵痛,因此对非正统的思想极为紧张和忧虑。当一个团体悬于虚弱和强大之间的时候,它们便会去建立一个新的禁忌。一个自信的团体不需要禁忌来进行自我保护。如果你对美国人,或者英国人发表轻蔑的评论,那是无所谓的。于此同时,这个团体还必须足够强大,至少能够推动这个新的禁忌。嗜粪者,当我撰写本文的时候,看起来没有足够多的数量和能量能够把他们的兴趣推广成一种生活方式。
我怀疑最大的道德禁忌来源,是那些在权力斗争中勉强赢了的那一方。所以你可以在这种权力斗争的战场上发现他们:强大得能够推行禁忌,但又虚弱得需要这些禁忌来进行自我保护。有很多斗争,不管究竟是为了什么,最终都会表现为不同的思想间的斗争。16世纪的英国革命,其根本是为了财富和权力而进行的争斗,但其最终被精炼为这样的口号:为了保护英国精神免遭罗马的腐化影响而斗争。让人们为了一种理想而战斗更容易一些。最终不管哪一方获胜,其思想都将会被当作真理,如同上帝也同意他们一样,否则祂也不会选择他们作为胜利者。我们经常认为二战是真理战胜了极权的象征,但却选择性地忘记了苏联也是战胜国中的一员。
我并不是说所有斗争都是假思想之名,而是说,不管到底是为了什么,人们总是倾向于把它们往思想斗争上面靠。就像那些最近刚刚过时的时尚并不十分老土一样,那些刚刚被打败的对手所持的观点也并不都十分错误。例如,希特勒和斯大林所推崇的具象派艺术现在也开始逐渐恢复生命力了。
尽管思想上的时尚和服饰时尚不同,可能是由多个来源相互作用而兴起的,但是它们被人们所接受的机制却非常的相似。最早的时尚跟从者是野心勃勃的,那些自觉比较酷的家伙总是希望自己和普罗大众有所不同。而当这种风尚已经建立起来之后,第二批加入的人,也是数量非常多的人,则是被恐惧所驱动的,他们之所以接受这种风尚并不是想要自己与众不同,而恰恰是因为害怕与众不同。
所以如果你想发现什么是我们不能说的,那么你就看看时尚创建的机制然后预测一下什么东西是不能说的。什么团体是强大的,但又是紧张的,他们可能会压制什么样的思想?在最近的斗争中什么思想被击败了并被玷污了?如果一个自我感觉很酷的人想从先前的(比如他父母所具备的)潮流中脱颖而出,那他会拒绝其中的哪些主张?什么东西是墨守成规的人所害怕谈论的?
用这个技巧不能发现所有那些不能说的东西。我能想到一些例子,它们并不是最近的某种斗争的牺牲品。还有很多的禁忌是深深植根于过往历史的。但是通过上述的技巧,再结合前面讲到的几种方法,会帮助你找到很多让人不可思议的想法。
3.7 为什么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会有人做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要在一堆肮脏的、声名狼藉的想法里翻翻拣拣呢?为什么一定要看看石头下面隐藏着什么东西呢?
我会这样做,第一个原因和小孩子们翻检石头的原因是一样的,那就是纯粹的好奇心。而且我对那些被禁止的东西尤其感兴趣。让我自己看看,并且我还要自己做决定。第二点,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我不喜欢那些错误的思想。如果,像之前的那些时代一样,我们深信那些随后被证明是荒谬的东西,那么我想知道这些谬论是什么,从而,至少可以让我自己,不去盲从那些主张。第三点,我这样做是因为这对大脑有好处。要想创作出好的作品,你需要有一个可以天马行空的大脑。你尤其需要你的头脑有这样的习惯:喜欢到那些令人意料之外的地方去。
好的作品,易于从那些为别人所不在意的念头中来,那些不可想象的念头正是最为人所忽略的东西。举个例子,自然选择,多么简单,为什么其他人之前没有想到过?因为那些东西太过明显了。达尔文自己也因为这个理论所具有的巨大蕴意而心生疑虑。他想把自己的精力放在生物学上,而不是去和那些神创论者们去辩论。
科学所具有的一个特质,就是可以对任何假设提出质疑。科学家(至少是那些好的科学家)们的行为模式,是这样的:寻找那些传统智慧失效的地方,然后试图打破常规,去探求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东西。这就是一般提出新理论的方法。
一个好的科学家,换句话说,并不是简单地忽视传统智慧,而是要去努力打破常规。科学家是找麻烦的人。这其实是任何学者都具备的行为模式,但是科学家却是其中最喜欢探究石头下隐藏着什么东西的人。为什么?也可能仅仅是因为科学家们更加聪明。大部分物理学家都能够(如果有必要的话)拿到法国文学的PhD,但是我估计只有很少的法国文学教授能够拿到物理学PhD。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在科学中,理论的对错有一个较为明晰的判断标准,所以这使得科学家们都比较大胆。(又或者是这样,因为在科学中对于理论的判断有较为清晰的标准,因此你必须足够聪明才能得到一份科学家的工作,而不是去作一个政治家。)
不管原因到底如何吧,在智力水平和探究奇思异想的欲望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系。这并不仅仅是因为那些聪明的家伙喜欢去做寻找传统思维漏洞的工作。传统同样也不能限制他们。你可以从他们的衣着上看到这一点。“异端邪说”并不仅仅在科学上有正面效用,其实在任何竞争领域,你都可以通过看到别人不敢看的东西而大获全胜。在任何领域,基本上都存在着很少有人敢于探究的东西。例如美国的汽车工业,大家都对其日渐萎缩的市场份额而扼腕。然而其原因却又是如此的明显,任何一个旁观者都能立即指出来,那就是:他们生产的车不好。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很久了,以至于现在美国汽车的牌子已经有了反效果--成了那种你购买时要避免的而不是要挑选的牌子。对比一下在1970年的地位,卡迪拉克早已不再是汽车中的卡迪拉克了,并且我怀疑,没有人敢这样说过。否则的话,这些公司应该早就解决这些问题了。
训练你自己去思考那些不可思议的想法,其好处远远超过了那些想法本身。这就像是在做热身运动。在你跑步之前,你会尽可能地拉伸你的肢体做热身,而这些热身动作的幅度要远远超过你正常跑步时的幅度。如果你能真的能跳出常规之外,那么你一定会找到那种能让人头发都立起来的东西。当你对于那些神游八荒的小小旅行轻车熟路之后,你就掌握了所谓的“革新精神”。
3.8 私密思考
当你发现了一些不能说的东西,你该怎么办?我的建议是,不要说出它。或者至少,你要选择你的战场。假设在未来,这个世界上发起了一个废止“黄色”的运动。那些提议绘画任何黄颜色东西的人,都被指责为“黄色主义者”,因为他们都有喜欢黄颜色的嫌疑。那些喜欢橙色的人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也需要对他们留有格外的注意。假设你意识到,黄颜色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就这样到处宣扬的话,你肯定也会被指责为“黄色主义者”,然后你就会发现有无数来自反黄色主义者的争论在等待着你。如果你的人生目标就是恢复黄颜色的历史地位,也许这正是你所需要的。但是如果你对其他的问题更感兴趣,被贴上“黄色主义者”就只能给你带来打扰和烦恼。和傻瓜争论,你也会变成傻瓜。
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能够去“思考”你想要的东西,而不是去“说”你想要的。如果你觉得你必须把你所思考的东西全都说出来,那么这也会阻碍你去思考那些不合适的思想。我认为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在你的想法和说法之间,要划一个明显的界线,在你对头脑里,任何事情都是允许的。在我的头脑里,我会鼓励自己去思考那些我能想到的最极端的想法。但是,如同黑社会的帮规一样,屋子里的事,不能透露给外人。记得Fight Club吗,搏击俱乐部的第一个规定就是,你从来不能谈论它。
当Milton 1630年访问意大利的时候,曾经在威尼斯作过大使的Henry Wootton爵士告诉他,”i pensieri stretti & il viso sciolto”,私密思考,笑面待人。要对每个人微笑,但不要告诉他们你的真实想法。这是一个聪明的建议。Milton那时候是个极爱争辩的家伙,宗教裁判所对他有点紧张。其实,Milton所处的状况和我们的仅有程度上的差别。每一个时期都有它的异端,如果你不是因之而入狱的话,那至少也会因为支持它而饱受骚扰。
我承认保持沉默看起来有点懦弱。当我知道有人被基督教科学派攻击而饱受折磨的时候,有人因为反对以色列践踏人权而被贴上反犹太标签的时候,有研究者被DMCA法律诉讼所威胁的时候,我身体里的一部分都忍不住要说,“好吧,你们这些混蛋,冲我来吧。”问题是,有太多的东西都不能说,如果你想争论所有这些事情,那么你就不可能有时间去做真正的工作了。否则,你就得变成Noam Chomsky。【译注,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博士(Avram Noam Chomsky,1928年12月7日-)是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的荣誉退休教授。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被认为是20世纪理论语言学研究上最伟大的贡献。乔姆斯基还因他对政治的热忱而著名,尤其是他对美国和其它国家政府的批评。从1960年评论越战以来,他的媒体和政治评论便越来越著名。一般认为他是活跃在美国政坛左派的主要知识分子。他对美国外交政策及美国权力合法性的批判影响深远,并因而成为富有争议的人物。他有左派的忠诚追随者,但也受到右派及自由派越来越多的批评,尤其是针对他对911事件的反应。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给乔姆斯基带来了人身威胁。他的名字被列在特奥多·卡克辛斯基(Theodore Kaczynski,“邮箱炸弹杀手”)的预定名单上。在卡氏被捕以前,乔姆斯基让人检查收到的邮件以防炸弹。他自称也经常被警察保护,特别是在麻省理工校园的时候,虽然他本人原则上不同意这种保护】
3.9 笑面待人?
也许最好的策略是这样的,你要解释清楚你对当前的任何狂热行为都不支持,但不要对你反对的东西太有针对性。狂热份子也许想把你择出来,但你不必回应他们。如果他们一定要你对某事表态,比如,“你到底是同意我们还是反对我们?”你可以这样回答,“都不。”当然,更好一点的说法是“我还没有决定。”这就是Larry Summers在被问类似问题时的答案。【译注,Larry Summers,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之一,是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拿过Clark Medal,后来当过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2001至2006年,是哈佛大学校长,现在是奥巴马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因为2005年的一个性别歧视事件被国人所熟知。他在一个会议上说,科学家中女性的数量少有三个原因:1.歧视,2.女性由于child bearing以及其他生理原因,对事业不像男性那么愿意投资,3.女性在考试成绩上的方差小于男性(就是说特别聪明的和特别笨的男性都比女性多),存在基因上的原因,因此而饱受攻击,并辞去其校长职务。】
随后,Larry Summers还做了这样的解释,他说:“不要对我做石蕊测验”。【译著,石蕊試紙是由石蕊溶液浸漬濾紙,晾乾得到。石蕊試紙是常用的試紙,是檢驗溶液的酸鹼性最古老的其中一種方式。有紅色石蕊試紙和藍色石蕊試紙兩種。鹼性溶液使紅色試紙變藍,酸性溶液使藍色試紙變紅。】人们热衷争论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很复杂的,为什么要很快的给出结论呢?况且这又没有奖金。
如果反黄主义者看起来就要泛滥得失去控制了,而你想进行还击,那么这里有一些方法能让你避免被指控为“黄色主义”。就像古代军队的散兵一样,你会避免和对方的大部队正面接触。更好的方法是远距离用弓箭对其进行骚扰。所以,方法一就是把争论向上提升一个抽象级别,如果你和对方争论的是一般的检查制度,那么就可以避免因为某一具体的书或者某一具体的电影里的内容而被攻击为异端了。你可以通过对某一标签的“元标签”(meta-labels)而对其展开进攻。使用元标签,可以对标签的用法抽象而绕开那些阻碍讨论的障碍。“政治正确”这一术语的流行,恰恰说明了政治正确要开始玩完了,因为这一术语使得大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总体现象进行攻击,而无需因为某一具体的被压制的异端邪说而惹上麻烦。
另一种反击的手法就是使用隐喻。Arthur Miller仅通过一个剧本就破坏了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活动【译注:美国极右派参议员麦卡锡在 1950 年代成立的委员会,以肃清共产党为藉口,在当时进行了不少政治迫害的行动。全称是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这个剧本就是《严酷的考验》(The Crucible),以十七世纪在美国麻州沙林村发生的女巫事件影射麦卡锡主义的恐共疑云。他从没有直接提到过调查委员会,因此也没有给HUAC委员会任何机会作出回应。HUAC能做什么呢,难道为女巫私刑事件辩护?由于Arthur Miller的影射太绝妙了,直到今天,HUAC的活动还经常被描述为“搜捕女巫”。
最好的方法,也许是幽默。狂热份子,不管因为什么狂热,基本上来说他们都是缺乏幽默感的人。他们不会用玩笑作为回应,在幽默的疆土里,他们闷闷不乐,如同站在溜冰场上的全副盔甲的骑士。最终打败维多利亚时代的卫道士的方法,就是将其作为一个笑话看待。对于其化身“政治正确”,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我很高兴写了《严酷的考验》这个剧本,”Authur Miller曾经写道,“但是回顾一下,我常常希望当时自己写的是荒诞喜剧,当时的情况更像是这个。”
3.10 保持质疑
我的一个荷兰朋友对我说,应该把荷兰当作一个开放型社会的例子。确实,荷兰有一个很悠久的相对思想开放的传统。很多世纪以来,在低地国家都可以说一些在其他地方不能说的话,而这也帮助了这些地区成为了学者和工业的聚集地(学者和工业间的紧密关系比大多数人所认为的要历史悠久得多)。笛卡尔,尽管被当作法国学者,但却在荷兰形成了大部分思想。但是,我有点怀疑,在荷兰人的生活里似乎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规程条例,在那里,既然有那么多的事情不能做,难道真的没有什么东西不能说吗?
当一个人的数学不太好的时候,他一般是知道的,因为他在考试的时候总是得不出正确答案。但是当一个人的头脑并不开放的时候,他却不知道这一点。实际上,他们倾向于得到相反的结论。还记得吗,时尚的特性就是不可见的。否则的话,时尚也就不流行了。对于深陷其中的人们来说,时尚并不是“时尚”,而是“正确的事情”。只有从远处观察,我们才能看到人们关于正确事情的认知的波动,从而分辨出那也是时尚的一种。
时间给了我们这种观察上的距离。确实,新时尚的到来,使得上一个潮流很容易识别,因为对比之下,它们显得很可笑。从钟摆的一端来看,另外一端显得格外远。但要看清当前的时尚,则需要你做有意识的努力,因为没有时间可提供距离来进行观察,你必须自己来创造距离。不要成为乌合之众的一部分,你要尽可能的远离他们,并观察什么正在发生。尤其是要着重留意那些正在被压制的思想。针对儿童和雇员而设置的网络过滤,会禁止掉那些含有色情、暴力以及仇恨言论的网站。但什么算是色情和暴力?到底什么又算是“仇恨言论”?这些说辞听起来像是1984年的腔调。
标签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外部线索。如果一个言论是错误的,那么这本身就是对它最严厉的评论。你根本没必要说它是异端邪说。如果这个言论并不是错误的,那么它就更不应该受到压制。所以,当你看到某种言论被攻击为XX主义,或者是YY化(你可以拿你知道的词汇去替换XX和YY),不管是在1630年还是2030年,这都是一个确定的信号,告诉你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了。当你听到有人开始使用这种标签了,问问是为什么,特别是,当你听到自己也开始使用这种标签的时候。
你不仅仅要远离那些乌合之众以便观察,你还要对自己的思想进行远距离观察。顺便说一下,这并不是一个激进的想法,而是一个区别儿童和成年人的主要标志。当一个儿童因为疲惫而生气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一个成年人,可以进行自我判断,对自己说,“没关系,我只是累了。”我看不出为什么一个人不能用类似的方法,学会识别并抵抗道德潮流的侵袭。
如果你想要自己思维清晰,那么你还要多做一点。但这一点更难,因为你现在要反抗社会习俗而不是遵循它。每一个人都会鼓励你长大,最终成熟到能够处理自己的坏心情。但是要成长到能够抵抗坏的社会风气,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只会得到非常少的鼓励。
当自己在水中的时候,怎么能看到浪潮呢?所以要常常质疑。这是唯一的方法。你有什么不能说的话题吗?其原因何在呢?
2007年7月12日星期四
2007年7月2日星期一
因果的思辨
处于这个资讯爆棚的年代,人们更乐意接受一些简单直观的东西,所以内在不如外在,好用不如好看。在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的多年以前,那时的人们可能还有点无聊的时间,可以用来思考些深奥的东西,比方说逻辑学。
村上春树是一个不以文字优美见长的作家(起码我看过两岸两个版本的翻译,都没读出诗的韵味),可他却是个讲故事的高手,而故事的生动程度和他的逻辑思维能力成正比。晚生五六年的话,我肯定不会在上大学的时候看小说,那么多图片影碟御姐罗莉都看不过来,哪有闲功夫去看什么文字。现在工作忙了就更是如此,只有在临睡前的半个小时,才会捡起尘封已久的小说装模作样读上那么一段。昨天读到的是《寻羊历险记》中“沙丁鱼的诞生”:
文中逻辑如下:
定理1:受意志驱动 -〉应该有名字
反例:沙丁鱼有意识没名字,故定理1不成立
定理2:同人之间没有情感交流 -〉有名字
暂且认可
提问:为什么船有名字而飞机没有?
定理3:批量生产的东西没有名字
反例:船也是批量生产且比飞机多,故定理3不成立
定理3a:大批量生产之前约定俗成 -〉有名字
由定理3a佐证定理2:感情交流 -〉命名的理由
推论4:目的性对于名字是次要的 (如果定理2成立,感情交流是产生名字的主要因素)
反例:车站和球场的名字是以目的性为主,所以推论4不成立。
定理5(修正定理2):无互换性和非大批量生产 -> 有名字
多次假设,多次反证法推翻,重新假设直至不能推翻。村上的逻辑思考能力由此可见一斑。事实上,迄今为止人类的所谓科学大都是建立在这种思考的基础上的,如胡适之老先生所言: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然而,要找出事物之间的真正关系,光靠统计学是不够的。时间A和B几乎同时发生,是A导致了B还是B导致了A,还是某个其它因素同时导致了A和B,或者它俩之间毫无关系,这个可能就是统计学回答不了的。某沙皇发现他治下的某省发生瘟疫的事件和该地区医生人数的增多同时发生,他由此认定是医生导致了瘟疫,于是下令杀掉所有医生。这就是统计学加武断猜想得出的结果。
同样的例子还发生在赌徒身上,不管是赌马的,赌彩票的,炒股的,他们在研究了过往的案例后,提出各种各样的理论,无非就是某种情况伴随另一种情况同时发生,因此两者间必然有联系。听信此种理论的结果,我不说大家大概也能猜到。
说服他人最容易的办法就是举出很多有利论点的统计资料,管它真的假的,数字谁都会编。所以人说:骗子有三种 ---- 骗子,可恶的骗子,统计学家
什么是科学的思考?很多干了一辈子科研工作的人至今还不明白如何判断真伪,他们学到的只是知识,不是智慧。
村上春树是一个不以文字优美见长的作家(起码我看过两岸两个版本的翻译,都没读出诗的韵味),可他却是个讲故事的高手,而故事的生动程度和他的逻辑思维能力成正比。晚生五六年的话,我肯定不会在上大学的时候看小说,那么多图片影碟御姐罗莉都看不过来,哪有闲功夫去看什么文字。现在工作忙了就更是如此,只有在临睡前的半个小时,才会捡起尘封已久的小说装模作样读上那么一段。昨天读到的是《寻羊历险记》中“沙丁鱼的诞生”:
"对了,要讲一下猫的事。"我解围道。
"多可爱的猫啊!"司机如释重负他说。
其实猫决不可爱,甚至莫如说处于可爱的对立面。毛像磨损的地毯一样沙沙拉拉, 尾巴尖弯成60度角,牙齿发黄,右眼3年前受伤仍不住流脓,如今几乎已开始丧失视力,能否认清是运动鞋还是马铃薯都是疑问。脚掌如同干硬干硬的水泡,耳朵宿命般地附有耳虱,由于年纪的关系每天要放20个屁。它像放在下坡路上的保龄球沿着70年代后半期的斜坡迅速跌向深谷。况且连名字也没有一个。我不清楚没有名字这点是会减少猫的悲剧性还是相反。
"乖乖!"司机向猫说道,但毕竟没有伸手,"叫什么名字呢?"
"没有名字。"
"那么平时怎么称呼呢?"
"不称呼。"我说,"只是存在。"
"问题是它并非一动不动,而是由意志驱动的吧?由意志驱动的东西没有名字,总觉得有些奇怪。"
"沙丁鱼也受意志驱动,可谁也没给它取名字嘛!"
"可沙丁鱼同人之间没有情感交流,况且叫名字它也理解不了。当然喽,取名是人的自由。"
"你的意思是说,可以同人进行情感交流且有听辨能力的动物是具有被赋予名字的资格的,是吧?"
"是那么回事。"司机自以为是地点几下头,"如何,我随便给取个名字可以么?"
"完全可以。取什么名字?"
"沙了鱼怎么样?因为这以前它等于被作为沙丁鱼来对待的。"
"不坏。"我说。
"是不坏吧?"司机露出得意。
"你看呢?"我问女友。
"不坏。"她也赞成,"天造地设似的。"
"沙丁鱼在此!"我说。
"沙丁鱼,过来!"司机抱过猫。猫怯生生地咬司机手指,继而放了个屁。
司机开车把我们送去机场。猫在助手席上老老实实蹲着,不时放屁,这从司机不时开一下窗户即可知道。路上我提醒他如何关照猫——掏耳方法、出售粪便除臭剂的商店、投食量等等。
"请您放心,"司机说,"注意爱护就是,毕竟是我给它命名的嘛。"
路面空得很,车如产卵期溯流而上的大马哈鱼向机场一路疾驰。
"为什么船有名,而飞机没名呢?"我问司机,"为什么只叫971航班或326航班,而不分别命名为'铃兰号'或'雏菊号'什么的呢?"
"肯定与船相比数量大多的缘故,大批量生产的玩意儿。"
"是吗?船也算大批量生产的么,数量比飞机还多。"
"不过,"司机停顿数秒,"作为现实问题,东京城里的公共汽车也是不可能一一命名的。"
"公共汽车要是一一命名该多有意思!"女友插进来。
"但那样一来,乘客岂不是要挑肥拣瘦?比如从新宿去千驮谷,要乘'羚羊号'而不坐'骡子号'。"司机说。
"你说怎么样?"我问女友。
"的确,是没人坐'骡子号'。"女友回答。
"那一来'骡子号'司机就可怜了。"司机做司机式发言,"而'骡子号'司机是没有罪过的。"
"是的是的。"我说。
"是啊,"女友说,"可'羚羊号'仍是可以乘的。"
"喏,"司机说,"问题就在这里。船所以有名字,是大批量生产之前约定俗成沿袭下来的。原理上同给马取名是一回事。所以,当做马来使用的飞机就是自有其名号的。例如'圣路易之魂'和'快乐的爱诺拉'等等,显然有意识交流在里边。"
"就是说是因为根本上是属于有生命的喽?"
"正是。"
"那么,目的性这东西对于名字是次要因素?"
"是的。仅有目的性用番号即可,就像犹太人在奥施维茨被干掉那样。"
"果然。"我说,"那是就名字的根本在于生命的意识交流作业这一前提而言。为什么车站和棒球场有名字呢?尽管不是生命体?"
"车站没有名字不好办的嘛!"
"所以希望你不是从目的而是从原理上加以说明。"
司机认真沉思起来,以致没注意信号变绿,后面紧跟的露营车改装的"王牌"按响模仿《荒野七人》序曲的喇叭。
"大概没有互换性的缘故吧。比方新宿站只有一个,不能同涩谷站相替换——无互换性和非大批量生产。归结为这两点如何?"司机说。
"要是新宿站在江古田多好玩!"女友道。
"新宿站在江古田,就是江古田站。"司机反驳。
"可要是小田急线也一起带去呢?"
"话说回来吧,"我说,"假如车站具有互换性会怎么样呢?假如——我是说假如——国营电气列车站统统是大批量生产的折叠式,故而新宿站同东京站可以整个替换的话呢?"
"简单:在新宿就是新宿站,在东京就是东京站。"
"既然如此,名字就不是附属于物体,而是附属于作用的。这不还是目的性吗?"
司机沉默下来。但这次沉默没那么长。
"我忽然心想,"司机道,"我们是否应该对这些东西多少投以温和的目光呢?"
"你意思是?"
"就是说,城镇啦公园啦道路啦车站啦棒球场啦电影院啦全都有名字——作为它们固定于地面的代价而被赋予名字。"
新见解。
"那么,"我说,"假定我完全放弃意识而牢牢固定化于某处,我怕也会得到像模像样的名字吧?"
司机瞥一眼我映在后视镜中的脸。眼神充满狐疑,仿佛在说莫非哪里设有圈套。"固定化?"
"如冷冻起来等等。像森林里的睡美人那样。"
"你不是已经有名字了么?"
"是啊,"我说,"忘了。"
文中逻辑如下:
定理1:受意志驱动 -〉应该有名字
反例:沙丁鱼有意识没名字,故定理1不成立
定理2:同人之间没有情感交流 -〉有名字
暂且认可
提问:为什么船有名字而飞机没有?
定理3:批量生产的东西没有名字
反例:船也是批量生产且比飞机多,故定理3不成立
定理3a:大批量生产之前约定俗成 -〉有名字
由定理3a佐证定理2:感情交流 -〉命名的理由
推论4:目的性对于名字是次要的 (如果定理2成立,感情交流是产生名字的主要因素)
反例:车站和球场的名字是以目的性为主,所以推论4不成立。
定理5(修正定理2):无互换性和非大批量生产 -> 有名字
多次假设,多次反证法推翻,重新假设直至不能推翻。村上的逻辑思考能力由此可见一斑。事实上,迄今为止人类的所谓科学大都是建立在这种思考的基础上的,如胡适之老先生所言: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然而,要找出事物之间的真正关系,光靠统计学是不够的。时间A和B几乎同时发生,是A导致了B还是B导致了A,还是某个其它因素同时导致了A和B,或者它俩之间毫无关系,这个可能就是统计学回答不了的。某沙皇发现他治下的某省发生瘟疫的事件和该地区医生人数的增多同时发生,他由此认定是医生导致了瘟疫,于是下令杀掉所有医生。这就是统计学加武断猜想得出的结果。
同样的例子还发生在赌徒身上,不管是赌马的,赌彩票的,炒股的,他们在研究了过往的案例后,提出各种各样的理论,无非就是某种情况伴随另一种情况同时发生,因此两者间必然有联系。听信此种理论的结果,我不说大家大概也能猜到。
说服他人最容易的办法就是举出很多有利论点的统计资料,管它真的假的,数字谁都会编。所以人说:骗子有三种 ---- 骗子,可恶的骗子,统计学家
什么是科学的思考?很多干了一辈子科研工作的人至今还不明白如何判断真伪,他们学到的只是知识,不是智慧。
2007年3月13日星期二
从地球到火星
反波关于“互联网之父” ---- Vinton Gray Cerf 的节目中,Vinton 给清华的学生介绍了一个虚拟项目:在星际间架设互联网。遇到两个问题:
1、Availability(可用性)
地球和火星在同一个黄道面,不同的轨道和周期,它们必然有个时候相位差为180度,即地球、太阳和火星呈一直线,太阳在中间。这个时候通信就会中断,怎么办?
2、Latency(延迟性)
地球到火星之间的距离用光速衡量,最近三分半,最远二十分钟。这就造成了相当大的延迟,最坏的情况,这边问“吃了么?”,那边听到了回答“没呢”,这边要四十分钟以后才能听到这个回答,这时那边也许已经吃完了:)
我喜欢这类虚拟的假设,解决虚拟的问题有时会对现实很有帮助。就拿 Vinton 他们发明的 TCP/IP 来说,在它之前没有互联网,而它确立的寻址方法、分包传输,创造了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快速有效的信息交流系统。
第一个问题其实在我看来不算问题。现有 TCP/IP 在构架之初就确立了一套多路径的传输体系,两点之间的路径不唯一,路由器之类的网络设备通过各种路由协议和算法找到一条当时最短(lowest cost)的路径。Cisco 靠这个发了大财,本世纪初年它平均每个员工创造的利润远超世界首富的公司微软。而对一般的用户网民来说,大家都知道一个叫 Proxy(代理服务器)的东西。当两点之间不能直接通信,可以通过第三点中转。比方说地球到火星的直线连接被太阳遮断了,可以通过木星、土星或随便什么星中转嘛。谁规定一定要走直线来着?
第二个问题才真正有挑战。网络视频提供商 YouTube 其实只要在美国有一个服务器就够了,只要带宽足够,世界各地用户下载收看的体验是差不多的。而网络游戏提供商 Blizzard 就不一样,早在玩“星际争霸”战网的时代,我就只能上亚洲服务器,如果上北美服务器,操作再好也赢不了。因为延迟的关系,你看到的战场可能是半秒钟前的情况,你发送的指令半秒钟以后才能传到战场,差了一秒钟的时间你怎么可能打赢本地玩家?人们说网络慢,多数时候说的是带宽不够,而在我们游戏玩家的概念中,带宽和延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带宽再大也解决不了延迟问题。
要解决第二个问题,可以参考网络游戏公司分地域假设服务器的方法,不光游戏公司,很多网站在不同的网络也有镜像服务器(mirror)。电信和网通分家以后,在中国开个网站也要弄两套一模一样的服务器,一边放一个。用“有一说二”胖大海的说法就是“戈尔巴乔夫的屁股----分裂了,分裂了”(胖哥讽刺的是移动和联通)。这是题外话。
学过《信号与系统》的同学知道系统可分即时系统和动态系统。输入直接决定输出的叫做即时系统。静态页面就是即时系统,任何人任何时间访问同一个页面,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这种系统最方便镜像。服务器里所谓 load balance 一般就是针对这样的静态数据。那些静态的数据,地球和火星上各备一份,问题解决了一小半,动态系统怎么办?
动态系统的输出由输入和系统状态决定,过去的输入可能会影响现在输出。最简单的比方就是银行账户,每次操作的结果都可能影响下次操作。我能想到的就是不断复制系统状态,而复制过程又出现了很多问题,比方说以哪一边为基准?哪些关键数据要死锁/排它访问。这些问题在地球上就把我们整得七荤八素,更别说火星了。
最终我想,出路大概有两条:
1、人们最终会改变生活习惯,回到古时候那种"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通信时代,对通信的非实时性有客观的认识。
2、再出一个最好是一群和爱因斯坦同样伟大的物理学家,打破现有空间理论,发现某种虫洞效应,证明两点之间有比直线更短的路径,或者发现有比光速更快的传播信息的方式。
我宁愿是第一种出路,这样下辈子当我觉得地球人很烦的时候至少我还可以去火星。即便回不去通信不发达的古代作个峨冠博带的文士,能去火星当个土著也不赖 ---- 每天吃饱睡足,听听后弦的歌《只爱火星人》
1、Availability(可用性)
地球和火星在同一个黄道面,不同的轨道和周期,它们必然有个时候相位差为180度,即地球、太阳和火星呈一直线,太阳在中间。这个时候通信就会中断,怎么办?
2、Latency(延迟性)
地球到火星之间的距离用光速衡量,最近三分半,最远二十分钟。这就造成了相当大的延迟,最坏的情况,这边问“吃了么?”,那边听到了回答“没呢”,这边要四十分钟以后才能听到这个回答,这时那边也许已经吃完了:)
我喜欢这类虚拟的假设,解决虚拟的问题有时会对现实很有帮助。就拿 Vinton 他们发明的 TCP/IP 来说,在它之前没有互联网,而它确立的寻址方法、分包传输,创造了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快速有效的信息交流系统。
第一个问题其实在我看来不算问题。现有 TCP/IP 在构架之初就确立了一套多路径的传输体系,两点之间的路径不唯一,路由器之类的网络设备通过各种路由协议和算法找到一条当时最短(lowest cost)的路径。Cisco 靠这个发了大财,本世纪初年它平均每个员工创造的利润远超世界首富的公司微软。而对一般的用户网民来说,大家都知道一个叫 Proxy(代理服务器)的东西。当两点之间不能直接通信,可以通过第三点中转。比方说地球到火星的直线连接被太阳遮断了,可以通过木星、土星或随便什么星中转嘛。谁规定一定要走直线来着?
第二个问题才真正有挑战。网络视频提供商 YouTube 其实只要在美国有一个服务器就够了,只要带宽足够,世界各地用户下载收看的体验是差不多的。而网络游戏提供商 Blizzard 就不一样,早在玩“星际争霸”战网的时代,我就只能上亚洲服务器,如果上北美服务器,操作再好也赢不了。因为延迟的关系,你看到的战场可能是半秒钟前的情况,你发送的指令半秒钟以后才能传到战场,差了一秒钟的时间你怎么可能打赢本地玩家?人们说网络慢,多数时候说的是带宽不够,而在我们游戏玩家的概念中,带宽和延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带宽再大也解决不了延迟问题。
要解决第二个问题,可以参考网络游戏公司分地域假设服务器的方法,不光游戏公司,很多网站在不同的网络也有镜像服务器(mirror)。电信和网通分家以后,在中国开个网站也要弄两套一模一样的服务器,一边放一个。用“有一说二”胖大海的说法就是“戈尔巴乔夫的屁股----分裂了,分裂了”(胖哥讽刺的是移动和联通)。这是题外话。
学过《信号与系统》的同学知道系统可分即时系统和动态系统。输入直接决定输出的叫做即时系统。静态页面就是即时系统,任何人任何时间访问同一个页面,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这种系统最方便镜像。服务器里所谓 load balance 一般就是针对这样的静态数据。那些静态的数据,地球和火星上各备一份,问题解决了一小半,动态系统怎么办?
动态系统的输出由输入和系统状态决定,过去的输入可能会影响现在输出。最简单的比方就是银行账户,每次操作的结果都可能影响下次操作。我能想到的就是不断复制系统状态,而复制过程又出现了很多问题,比方说以哪一边为基准?哪些关键数据要死锁/排它访问。这些问题在地球上就把我们整得七荤八素,更别说火星了。
最终我想,出路大概有两条:
1、人们最终会改变生活习惯,回到古时候那种"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通信时代,对通信的非实时性有客观的认识。
2、再出一个最好是一群和爱因斯坦同样伟大的物理学家,打破现有空间理论,发现某种虫洞效应,证明两点之间有比直线更短的路径,或者发现有比光速更快的传播信息的方式。
我宁愿是第一种出路,这样下辈子当我觉得地球人很烦的时候至少我还可以去火星。即便回不去通信不发达的古代作个峨冠博带的文士,能去火星当个土著也不赖 ---- 每天吃饱睡足,听听后弦的歌《只爱火星人》
2007年3月12日星期一
又被信息干了
案例一:
把电视机从AV输入切换到电视台信号,突如其来的音量大增几乎把我吓了一跳。TMD为啥所有电视台都开这么大的音量,而且广告比正常节目音量还大,把观众都当聋子么?仔细观察,发现电视的音量条很长,可一般只要开到25%,隔壁邻居就知道你在看什么节目了,要开到100%,不用别人来砸你家玻璃,它自己就被电视机发出的音波震碎了。
案例二:
《魔兽世界》里除了公会频道、团队频道和小队频道还有很多聊天频道,需要交易的可以用交易频道,需要组队做任务的可以用组队频道,需要抵抗敌方阵营侵略的可以用本地防务,需要闲聊的可以用综合频道。因为信息太繁杂,大多数玩家都把综合频道和交易频道关闭了。于是组队频道就变成了一锅屎汤,每分钟都有人在这里叫卖东西,聊天谩骂,害得我不得不把这个也关掉。
案例三:
几年前的互联网上就有很多广告,那时大家都还比较含蓄,把广告放在旁边或者底下,看不看随你(表扬一下自己,本页面上的广告就都放在一起)。而现在的大众类网站,正中间位置都是留给广告位的。浮动广告更恶心,在你要看的内容上面飘来飘去,感觉好像一个肥婆挡了你的屏幕赶也赶不开。
案例四:
垃圾邮件......
结论:
有用的信息应该是有价的。公共信息的无偿获取注定了有价值信息必然伴随负价值信息(就是广告)。你要免费听到看到你想看的东西么?没问题,同时也听点看点广告吧。
这是一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生性含蓄腼腆的趁早别出来干Promotion的活儿。既然说话是让人听的,那就干脆扯大嗓门,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地强奸别人的耳朵和眼睛吧。无论你怎么分类过滤信息,广告商总有办法绕过一切障碍随时随地骚扰你。如果没有公共机构出面干预,几年后的电视会更响,各种场合的广告会更多,垃圾邮件也会随着反垃圾邮件系统的进化而进化。
对策:
上策当然是商业上把信息分类,给信息定价。有价信息付费获取,就好像国外的很多付费电视台,几乎没有广告。
中策是大锅饭,公共机构限制公共信息中广告的比例,同时给公共信息提供商一定的补贴,补贴来自公共税收。听说BBC就是向大众收税的,英国每个买电视的人不管看不看BBC都要交这笔税,作为纳税人当然可以对广告数量过多提出抗议了。
下策才是技术,虽然这是目前唯一我能做到的。用技术手段屏蔽广告:比如给浏览器装插件限制 javascript 弹出窗;在hosts文件里把知名广告商的IP重定向;使用反垃圾邮件系统;给电视机装一个广告屏蔽系统...... 我也知道下策治标不治本,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矛与盾的较量永无终结。
把电视机从AV输入切换到电视台信号,突如其来的音量大增几乎把我吓了一跳。TMD为啥所有电视台都开这么大的音量,而且广告比正常节目音量还大,把观众都当聋子么?仔细观察,发现电视的音量条很长,可一般只要开到25%,隔壁邻居就知道你在看什么节目了,要开到100%,不用别人来砸你家玻璃,它自己就被电视机发出的音波震碎了。
案例二:
《魔兽世界》里除了公会频道、团队频道和小队频道还有很多聊天频道,需要交易的可以用交易频道,需要组队做任务的可以用组队频道,需要抵抗敌方阵营侵略的可以用本地防务,需要闲聊的可以用综合频道。因为信息太繁杂,大多数玩家都把综合频道和交易频道关闭了。于是组队频道就变成了一锅屎汤,每分钟都有人在这里叫卖东西,聊天谩骂,害得我不得不把这个也关掉。
案例三:
几年前的互联网上就有很多广告,那时大家都还比较含蓄,把广告放在旁边或者底下,看不看随你(表扬一下自己,本页面上的广告就都放在一起)。而现在的大众类网站,正中间位置都是留给广告位的。浮动广告更恶心,在你要看的内容上面飘来飘去,感觉好像一个肥婆挡了你的屏幕赶也赶不开。
案例四:
垃圾邮件......
结论:
有用的信息应该是有价的。公共信息的无偿获取注定了有价值信息必然伴随负价值信息(就是广告)。你要免费听到看到你想看的东西么?没问题,同时也听点看点广告吧。
这是一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生性含蓄腼腆的趁早别出来干Promotion的活儿。既然说话是让人听的,那就干脆扯大嗓门,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地强奸别人的耳朵和眼睛吧。无论你怎么分类过滤信息,广告商总有办法绕过一切障碍随时随地骚扰你。如果没有公共机构出面干预,几年后的电视会更响,各种场合的广告会更多,垃圾邮件也会随着反垃圾邮件系统的进化而进化。
对策:
上策当然是商业上把信息分类,给信息定价。有价信息付费获取,就好像国外的很多付费电视台,几乎没有广告。
中策是大锅饭,公共机构限制公共信息中广告的比例,同时给公共信息提供商一定的补贴,补贴来自公共税收。听说BBC就是向大众收税的,英国每个买电视的人不管看不看BBC都要交这笔税,作为纳税人当然可以对广告数量过多提出抗议了。
下策才是技术,虽然这是目前唯一我能做到的。用技术手段屏蔽广告:比如给浏览器装插件限制 javascript 弹出窗;在hosts文件里把知名广告商的IP重定向;使用反垃圾邮件系统;给电视机装一个广告屏蔽系统...... 我也知道下策治标不治本,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矛与盾的较量永无终结。
2007年2月24日星期六
怀疑精神的缺失
工科生和理科生就是不一样。工程师只要一个公式(不问出处),照着公式套就能把问题解决。而对科学家的要求就要严格得多,他应该问公式怎样推导出来的,用到了哪些公理哪些定理,那些定理又是如何推导出来的。所谓“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今天重访薛兆丰的网站读了这篇《重税岂能压房价》。汗颜,因为我通读《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明白税收的作用和影响,但当听到政府对房地产征重税以平抑房价的宣传时居然没有嗅出一丝狗屁的况味,甚至还有些幸灾乐祸,也算相当的麻木不仁。
检讨检讨
剖析自己,我觉得自己这种心态和半个多世纪前的小市民没有什么区别:对地主资本家的发迹打心底里厌恶憎恨,听到他们要被打倒就拍手称快弹冠相庆。结果人民公社来了,大家吃不上饭才发现原来被打倒的里面也包括了自己。地主资本家真的是工农的敌人么?有对立也有共生。
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想把另一方消灭掉本来很自然,但这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真正的思考应该跳出自己所属的立场,站在全局考虑。原则是让大家更好,而不是一方侵占另一方(因为种状态即便平衡也是不稳定平衡)。为此需要思考一个现象形成的诸多条件,和在某些条件改变以后可能导致的情况,及这种新情况是否平衡可否稳定。
能这么想问题谈何容易,可我在努力。。。
今天重访薛兆丰的网站读了这篇《重税岂能压房价》。汗颜,因为我通读《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明白税收的作用和影响,但当听到政府对房地产征重税以平抑房价的宣传时居然没有嗅出一丝狗屁的况味,甚至还有些幸灾乐祸,也算相当的麻木不仁。
检讨检讨
剖析自己,我觉得自己这种心态和半个多世纪前的小市民没有什么区别:对地主资本家的发迹打心底里厌恶憎恨,听到他们要被打倒就拍手称快弹冠相庆。结果人民公社来了,大家吃不上饭才发现原来被打倒的里面也包括了自己。地主资本家真的是工农的敌人么?有对立也有共生。
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想把另一方消灭掉本来很自然,但这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真正的思考应该跳出自己所属的立场,站在全局考虑。原则是让大家更好,而不是一方侵占另一方(因为种状态即便平衡也是不稳定平衡)。为此需要思考一个现象形成的诸多条件,和在某些条件改变以后可能导致的情况,及这种新情况是否平衡可否稳定。
能这么想问题谈何容易,可我在努力。。。
2007年2月22日星期四
错位

在看过了网上那么多对《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调侃后,我终于也看到了他的“下载版”。做人要厚道,如果一开始就是抱着骂人的心态去挑刺,对老谋子的片子看一部骂一部,骂一部再看一部,那我感觉自己一定病得不轻。厌恶的最终表现形式不是批评,而是冷漠。如果真那么讨厌的话,我宁愿啥也不说。
平心而论,老谋子是个天才,视觉艺术的大师。让他去拍个广告,比方说当年的万宝路中国版广告或是做个什么开幕式的效果肯定没话说,这叫人尽其才。可他的确不是说故事的高手,导演这个职位是难为他了。有句古话说“学而优则仕”,我总觉得这话有些不对,一个行业里的能手为什么就一定能干好另一个行业呢?口号里虽说劳动不分贵贱,可绝大多数人不这么想。你老谋子摄影布景玩得再好,当不了导演你就是个跑堂的,没人看得起你不说,没人尊重你的意见,让你滚蛋就得滚蛋。所以你为了能按自己的想法干下去,无论如何也要挣个导演来干,哪怕你心里其实想干的是摄影布景这类最专业最细致的活儿。
常听技术工作的专家抱怨,专业技术再好也升不上去,甚至专业技术越强越没有升迁的可能。就像一个特种兵,武功再好枪法再好也当不了将军,你的武功枪法留在前线最有用。郭靖当年要是只学了《九阴真经》没学《武穆遗书》,估计也统不了大军吧。
军队是个特殊行业,在那里官大一级压死人,为了执行效率没有民主没有公平。将军当然比特种兵要尊贵。而社会的其它行业呢?为什么官员就一定要比学者尊贵,导演就一定要比摄影尊贵?大家都打破头去抢最尊贵的那个职位,到后来有多少人干的是他们自己喜欢干的活儿呢?下面的这段话我从前一直以为是某位古希腊大哲说的,后来才知道说话的是个现代人,他在我出生前的10天想着我现在正在想着的问题:
"The society which scorns excellence in plumbing because plumbing is a humble activity and tolerates shoddiness in philosophy because it is an exalted activity will have neither good plumbing nor good philosophy. Neither its pipes nor its theories will hold water."
“一个社会,如果它轻视优秀的水管工程只因为这是个卑贱的职业而容忍恶劣的哲学只因这是高尚的职业,那么这个社会注定不会有好的水管和好的哲学,它们都会有漏洞。”
--John W. Gardner, Forbes magazine, Aug. 1, 1977
在瑞典读书的同学告诉我,他那里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和他的秘书俩人的工资相差不超过30%,两人都受人尊重,都喜欢自己的工作而且完成得很出色。那个秘书老太太能在几分钟内找到任何一个学生的任何档案材料,包括任何相关部门给这个学生的公文备份,比学生本人保存得还好。在和我讲述这些的时候,赞誉之情溢于言表。
之所以神往北欧那样的社会,是因为我们这里太多的浮躁。冯小刚的那部《夜宴》碰巧我也看了,和老谋子的这部取材有些雷同,不再像是冯小刚的片子。在《锵锵三人行》节目中听到了他的辩白:“我觉得喜剧比悲剧难拍,但人们一直认为悲剧是正剧,喜剧上不了台面。奥斯卡这样的电影评选,喜剧也很难得奖。人们以为我只会拍喜剧,所以这回我也拍个悲剧给大家看看......”
何苦呢?做自己就这么难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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