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别高估大众智商

罗胖子这两天看来是在思索大众心理和商业运营的问题：

这些弱智手法真的管用吗？
哈哈，美国人也受不了了

冒着被胖子看作“犬儒主义者”的危险，我“愤世嫉俗”地说一句：这些弱智手法还真管用。

说一个别的例子吧：美国的零售商品价格尾数常常是 .99 。比方说一本五十美元的书它标价为 $49.99。虽说傻子都都知道这和50块只差一分钱，但心里会觉得这好像是个四十多块钱的东西。不用说，这种定价策略给商家和客户带来了很多麻烦，比方说一堆一分钱的硬币拿着怪不方便的。可心理研究和实际数据告诉人们这种做法就是有效。我个人的经验是在网上，或者网络游戏里拍卖东西，比别人的价少一分钱，按价格排序的时候你就会排在上面，大大增加了被选中的概率。

再说一个商业体育种类中和那个饮料杯子类似的案例。中国的足球俱乐部，原来是甲乙丙，后来改叫甲A甲B，再后来又出来一个超级。明眼人都看出来这叫换汤不换药，且越改越差，而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确满足了某些人好大喜功的虚荣心。杯子的故事也是一样。

勤于思考的胖子，理想主义的胖子，大概也想不通为什么 QQ 上一件给卡通头像穿戴的装备也能卖钱，腾讯赚这小钱赚得不亦乐乎。正如多年前你在课堂上说想不通李红痔这样的骗子怎么能这么受欢迎，或者脑白金为什么这么火。不能把想不通的情况统统归为中国特色，经济学者告诉我们美国大众是如何作判断的。芸芸众生中，认真思考问题的只是少数，多数人在跟着感觉走。用学者的逻辑去揣度大众心理，当然会有很多想不明白的地方。想不明白也没关系，先把想明白的钱给赚了（比方说开学校），哪天生意大了，三教九流的人都来了，那些问题自然就明白了----不管喜不喜欢。

忽然想到一个恶毒的比喻，出自王小波的《寻找无双》

仅从他的车马来看，就知道他阔极了。比方说那匹马吧，谁都没见过那么大的马。其实那马本来是拉车的大宛马，骑起来不相宜：那么高，摔下来准是终身残废。本来他可以找一匹优秀的跑马骑了去，但是他的顾问说不可以。我们已经说过，王仙客已经和黑社会搅在一起了，所以给他出主意的有好几个流窜大江南北的老骗子。那些人说，宣阳坊那些土包子，一辈子见过几个钱？你就是骑阿拉伯名种猎马去给他看，他也不认识，反而以为你的马腿细，是饿的。所以一定要骑个大家伙去。假如你要哄一只老母狗，千万别给它戴赤金耳环（它会咬你一口），而是要拉一泡屎给它吃；这两件事虽然听起来不搭界，但是道理是一样的。

抄书一篇

看网络小说识字的一代人里有说看不懂小波的小说。于是有人就贴了下面这篇试图证明小波的杂文很好懂。我不认为时代的差别有多大，因为这篇说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事现在也还在重演。前些时候范跑跑郭跳跳的道德标准的讨论就是一例。可以预见，同样的事在我们身后还会无数次的发生。小波去世十年多了，可韩寒这些小朋友们不是长大了么？

青春作证，向风车宣战！

关于崇高
作者：王小波

　　七十年代发生了这样一回事：河里发大水，冲走了一根国家的电线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电线杆没捞上来，人却淹死了。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 这件事在知青中间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困惑：我们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结果是困惑的人惨遭批判，不瞒你说，我本人就是困惑者之一，所以对这件事 记忆犹新。照我看来，我们吃了很多年的饭才长到这么大，价值肯定比一根木头高；拿我们去换木头是不值的。但人家告诉我说：国家财产是大义之所在，见到它被 水冲走，连想都不要想，就要下水去捞。不要说是木头，就是根稻草，也得跳下水。他们还说，我这种值不值的论调是种落后言论——幸好还没有说我反动。
　　实际上，我在年轻时是个标准的愣头青，水性也好。见到大水冲走了木头，第一个跳下水的准是我，假如水势太大，我也可能被淹死，成为烈士，因为我毕竟还 不是鸭子。这就是说，我并不缺少崇高的气质，我只是不会唱那些高调。时隔二十多年，我也读了一些书，从书本知识和亲身经历之中，我得到了这样一种结论：自 打孔孟到如今，我们这个社会里只有两种人。一种编写生活的脚本，另一种去演出这些脚本。前一种人是古代的圣贤，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后一种包括古代的老百 姓和近代的知青。所谓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这个意思吧。从气质来说，我只适合当演员，不适合当编剧，但是看到脚本编得太坏时，总禁不住 要多上几句嘴，就被当落后分子来看待。这么多年了，我也习惯了。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个人总要做出一些牺牲——牺牲“自我”，成就“超我”——这些牺牲就是崇高的行为。我从不拒绝演出这样的戏，但总希望剧情合理一些 ——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举例来说，洪水冲走国家财产，我们年轻人有抢救之责，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总要问问捞些什么。捞木头尚称合理，捞稻草就太过 分。这种言论是对崇高唱了反调。现在的人会同意，这罪不在我：剧本编得实在差劲。由此就可以推导出：崇高并不总是对的，低下的一方有时也会有些道理。实际 上，就是唱高调的人见了一根稻草被冲走，也不会跳下水，但不妨碍他继续这么说下去。事实上，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虚伪，这种东西比堕落还要坏。
　　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假如这是对的，就对营造或提倡社会伦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顾浪漫煽情，要留有 余地；换言之，不能够只讲崇高，不讲道理。举例来说，孟子发明了一种伦理学，说亲亲敬长是人的良知良能，孝敬父母、忠君爱国是人间的大义。所以，臣民向君 父奉献一切，就是崇高之所在。孟子的文章写得很煽情，让我自愧不如，他老人家要是肯去做诗，就是中国的拜伦；只可惜不讲道理。臣民奉献了一切之后，靠什么 活着？再比方说，在七十年代，人们说，大公无私就是崇高之所在。为公前进一步死，强过了为私后退半步生。这是不讲道理的：我们都死了，谁来干活呢？在煽情 的伦理流行之时，人所共知的虚伪无所不在；因为照那些高调去生活，不是累死就是饿死——高调加虚伪才能构成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从历史上我们知道，宋明理 学是一种高调。理学越兴盛，人也越虚伪。从亲身经历中我们知道，七十年代的调门最高。知青为了上大学、回城，什么事都干出来了。有种虚伪是不该受谴责的， 因为这是为了能活着。现在又有人在提倡追逐崇高，我不知道是在提倡理性，还是一味煽情。假如是后者，那就是犯了老毛病。
　　与此相反，在英国倒是出现了一种一点都不煽情的伦理学。让我们先把这相反的事情说上一说——罗素先生这样评价功利主义的伦理学家：这些人的理论虽然显 得卑下，但却关心同胞们的福利，所以他们本人的品格是无可挑剔的。然后再让我们反过来说——我们这里的伦理学家既然提倡相反的伦理，评价也该是相反的。他 们的理论虽然崇高，但却无视多数人的利益；这种偏执还得到官方的奖励，在七十年代，高调唱得好，就能升官——他们本人的品行如何，也就不好说了。我总觉得 有煽情气质的人唱高调是浪费自己的才能：应该试试去写诗——照我看，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都有诗人的气质——把营造社会伦理的工作让给那些善讲道理的人，于 公于私，这都不是坏事。

讲述的方式

三个月前提到的那个 Bob Dylan 平生传记的电影《No Direction Home》终于找机会看了。惭愧的是我看到一半居然睡着了。

我是个爱听故事的人，从小就迷恋历史和小说，习惯了从头到尾一五一十的讲述。后来看的小说和电影里出现了多线程(如 Love Actually)，出现了倒叙（如 Memento），出现了穿插合并（如 24小时），甚至出现了矛盾的情节和多角度的叙述（如 罗生门）。这些我都喜欢，但就是对采访类的七嘴八舌的叙述方式有些感冒。偏最近还看了两部这种类型的片子。除了这个 No Direction Home 里社会各色人等谈论各个时期的 Bob Dylan，还有一部叫做《冲浪企鹅》

莫非我真是老了，接受不了年轻人习惯的表达方式？？？
有待继续考查，再看几部试试吧。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没必要强求自己接受。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

王小波的叙述方式我都能接受，而且爱不释手（这次在拉萨的刚拉梅朵躺了一下午又复习了600多页）。对照四一对他的评价：

自由就是在零散中指向中心，生存的全部意义只是一种嘲弄，而悲悯与爱亦在其中。

自由和零散这些形式上的东西都不重要，在上面的两部电影里没有找到我期待的东西，这才是睡着的原因吧。

[转贴] 纪念王小波

还在上学的时候，得人推荐读了几本王小波。后来的几年里忍不住又重读了几遍，迷恋程度快赶上小时候读金庸的武打书了。在这个中文极度没落的年代，如果不是还有这么几个思想闪闪发光的作者，真不知道学了几千个汉字干啥用的。

去年春天离开工作了四年半的东家，写的离职信被人发到了网上，在 google 上搜索我的中文名就能找到。有朋友说，这文体看着像小波的。谬赞，不胜惶恐而心中窃喜。如能把我和他归为一类将是我毕生的荣幸。

三个月前，王小波十年祭，很多人的 blog 上发了纪念他的文章，我一篇篇的都看完了。四一的这篇，真正打动了我，尤其是结尾的那句。转帖并注明出处以膜拜之：

http://www.bullog.cn/blogs/siyi/archives/43001.aspx

纪念王小波

少年时候，我运气很不好，经常遇到像烈士一样的性伙伴。你一进去她就闭上眼睛，死死地忍着，一声不吭地忍着，手紧紧抓住床单，表情仿佛渣滓洞里的江姐。如果超过5分钟，她就要问：“你好久才射”？或者问：“怎么还不射”？甚至问：“你已经射了哇？”这时候再有教养的我都忍不住要在心里骂：“射你妈个铲铲，这样能射出来吗？”

直到1997年，我才发现，有一个人的作品可以解决这种性交的吊诡问题。那就是王小波。如果每个烈士般的性伴侣都能读一下王小波，那么她们的表情将不再僵硬，思想犹如解开奶罩的奶子一样自由自在，而整个身体，也会第一次充满湿润。

1997年，我读大三，在学校的盗版书摊上乱翻，正好翻到《青铜时代》，一翻就翻到龟头，再翻又翻到乳房，看周围没有熟人，马上买回去，以为是打手虫的好素材。当然我错了。

即使充满错别字，这本盗版小说仍然让我一口气读完，然后发现世界上原来真的还有比查良庸更牛逼的小说家，并且从此放弃写武打小说的念头，转而开始严肃小说创作。我第一篇小说《模范人物》就是读了王小波后的习作，现在看来，成绩依然还不算坏。

在1997年，王小波对我最大的意义在于他给了我一种全新的趣味。我从此不再希望自己的名字有朝一日能上《故事会》的头版，也不再在清晨跑到操场上去朗诵《文化苦旅》。我丫变了。眼睛出现血丝，腋窝有了味道，雀雀无端勃起，下巴上甚至开始长胡子。

王小波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肆无忌惮的措辞，天生丽质的幽默感，不可能放过任何一个有灵性的少年的心。他们会很快坠入他的风格中去，模仿他的所有调调，除了不可能长得那么丑外，什么都学。我记得有阵子网上很出了些刻意模仿王小波的小傻蛋们，似乎还结成了春春粉丝团一样的联盟。但这些人注定将迅速消失，并且不比牙屑里的一丝青菜更有价值。因为他们学的是皮毛，而不是精神。进一步说，他们也只能学皮毛——没有王小波的阅历、知识与智慧，就算学会了他所有在文字上耍流氓的技巧，又有何用？

什么是王小波的精神？我不是文论家，不能归纳，但我可以说一些不是他精神的东西，以便你们猜想我对他精神的定义。顺便说下，我使用的这种方法，是很高档的柏格森式的定义方法：要说一个东西是什么，先说它不是什么。

对我而言，王小波不是死板，他终身厌恶死板，崇拜乐趣。在梁启超之后，他是第二个将乐趣说得如此透彻而富有吸引力的人物。（梁启超一生演讲中多次专门讲学问的趣味，人生的趣味，也讲得非常好）

王小波不是专制。他宁肯在小说中用过于直白的手法去影射专制，造成艺术性下降，都不愿放弃每一次恶毒攻击专政的机会。

王小波不是正经。他爱说笑，有时沉溺于自己的语言游戏中不能自拔。从文字来看，他显然不是第一流的，特别对小说而言。最近重读时代三部曲，有些地方实在罗嗦得令人发指。

王小波不是平面。他一直在抵抗作为螺丝钉的个人命运，如同其小说情节，他永远都处在一个开放的状态，可以南可以北，可以苍可以黄，就是不肯有一个中心。

王小波不是前卫。相反，他核心的价值观属于现代而不是后现代，当然，这个现代更接近西方而不是东方。因为在他看来，东方的大部分也许还没有进入现代。

就个人趣味而言，我对王小波杂文的佩服更超过其小说。在思想萎缩的猥琐当代，王小波的创作让中国杂文的档次至少从县份卡拉OK的水准提高到了亚洲音乐节的水准。他犹如农民领袖一样揭竿而起，所到之处，大地全都为之一新，说是当代思想界的陈涉也毫不为过。（原谅我再次借用梁启超的熟语）

所有王小波的杂文里，我最喜欢的是《思维的乐趣》、《沉默的大多数》、《智慧与国学》。第一篇凝聚了他所有价值观的核心，或许也是他以及我们所有人创作的动力。第二篇在哑巴一样的90年代中国，犹如希伯莱的先知宣言，只不过这宣言并非对未来的预言，而是对过去和现在的断言。第三篇则是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所谓国学的第一次饱含挑衅的理性审视，观点相当犀利尖锐，极有破坏力，不过也有些武断和笼统。但在盒饭丹和舵手中天横行的今天，读一读《智慧与国学》，也许依然有用，起码可以帮助你把打进血管的鸡血再抽出来。

王小波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无疑将占领重要的一席，至少比王朔更重要。同样耍流氓，王小波的深度和力度远胜后者。王小波并非为了耍流氓而耍流氓，也并非为了自己而耍流氓，他的耍流氓只是一种方法，而王朔的耍流氓却常常沦为一种姿态。此外，二者的积淀也大不相同。王朔的生活经历/知识积累都比较单薄，写几部就枯了，只好绕口令式地耍嘴皮子，一再重复自己，或者干脆胡说八道，弄成一个科学算命家的半仙嘴脸。我经常想，王小波的天才还没有完全开放就先凋了，否则也许还能写出远比时代三部曲优秀，真正能触碰到伟大的作品。早死的真不应该是王小波，早死的应该是王朔。如果这样，王小波可以带给我们更大的惊奇，而王朔也能以一个美好的小杂种形象，在我们的回忆里定格。

明天是王小波去世10周年忌日，写一些不成片段的文字以纪念，这也许不符合他的杂文思维，但符合他的小说观：自由就是在零散中指向中心，生存的全部意义只是一种嘲弄，而悲悯与爱亦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