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说法我都赞同。关于思考方式，我越来越意识到它的重要，虽然它和我们现行的技工培训式或买卖文凭式教育没多大关系。说说我读了这么多年现代科学的感悟：
证实和证伪
我写软件，写完后提交测试，可能通过，也可能不通过。测试是一个“证伪”的过程，它只能证明在某种条件下这东西是坏的，它不能证明在所有条件下这东西都是好的（因为实际上你不可能穷举出所有可能的条件）。卡尔·波普尔说能被证伪的就是科学，所以我觉得自己从事的行业还算靠谱。
更靠谱的是数学家干的事。他们经常有人闲的蛋疼，提出假设，如哥德巴赫猜想或费马大定理，这些数学假设本身就是可证伪的 —— 谁只要能找出一个反例，哪怕只有一个，就可以推翻它。数学家的强大在于他们居然可以“证实”，即证明在所有条件下该假设都成立。这在现实世界里是做不到的，现实太复杂了。
不证之证
奥林匹斯山，众神的领域，那里有和我们不同的逻辑。比如这个：
很多事情，既没办法证实，也没办法证伪，比方说是否有神存在。从技术难度角度，证明它存在比证明它不存在容易多了 —— 只要请一个大神来开个新闻发布会一切就都解决了。从辩论的角度来说，这里有个谁举证的问题：无神论者说，你证明它存在，否则就是不存在；有神论者说，你证明它不存在，否则就是存在。于是陷入僵局，双方的逻辑好像都没错，区别只在证明开始前大家取的“默认值”不一样。
我比较倾向于把“默认值”设为否。就好象一个被告上了法庭，除非有人证明他杀了人，否则他就应无罪。反过来就会很荒谬 —— 理论上所有人都可以马上被拉出去毙了（难怪圣经说每个人都有原罪）。《黄金时代》通篇都是这样的荒谬：
她简直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说她是破鞋。如果我要安慰她，并不困难。我可以从逻辑上证明她不是破鞋。如果陈清扬是破鞋，即陈清扬偷汉，则起码有一个某人为其所偷。如今不能指出某人，所以陈清扬偷汉不能成立。但是我偏说，陈清扬就是破鞋，而且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对她说，她确实是个破鞋。还举出一些理由来：所谓破鞋者，乃是一个指称，大家都说你是破鞋，你就是破鞋，没什么道理可讲。大家说你偷了汉，你就是偷了汉，这也没什么道理可讲。至于大家为什么要说你是破鞋，照我看是这样：大家都认为，结了婚的女人不偷汉，就该面色黝黑，乳房下垂。而你脸不黑而且白，乳房不下垂而且高耸，所以你是破鞋。假如你不想当破鞋，就要把脸弄黑，把乳房弄下垂，以后别人就不说你是破鞋。当然这样很吃亏，假如你不想吃亏，就该去偷个汉来。这样你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个破鞋。别人没有义务先弄明白你是否偷汉再决定是否管你叫破鞋。你倒有义务叫别人无法叫你破鞋。
假如我想证明她不是破鞋，就能证明她不是破鞋，那事情未免太容易了。实际上我什么都不能证明，除了那些不需证明的东西。春天里，队长说我打瞎了他家母狗的左眼，使它老是偏过头来看人，好像在跳芭蕾舞。从此后他总给我小鞋穿。我想证明我自己的清白无辜，只有以下三个途径：
1.队长家不存在一只母狗；
2.该母狗天生没有左眼；
3.我是无手之人，不能持枪射击。
结果是三条一条也不成立。
又有了另一种传闻，说她在和我搞破鞋。她要我给出我们清白无辜的证明。我说，要证明我们无辜，只有证明以下两点：
1.陈清扬是处女；
2.我是天阉之人，没有性交能力。
这两点都难以证明。所以我们不能证明自己无辜。我倒倾向证明自己不无辜。
证之不证
如波普尔所言，任何观察都受理论倾向的影响，这是一种基于人本性中寻求安全感的需要。
绝大多数时间，我们面对的都不是简单的是非题，一件事物可能有多种表象，不同的观察点看到的结果也不一样。人们往往倾向于忽略与他们讨厌的事实，而采信的喜欢的数据增强对自己立场的信心。
一个停掉了的钟，每天也有两次准确显示时间。人们往往记住了它准确的那两次，而忽略它不准的千百万次。
在我看来，对预言家的崇拜，对中医的迷信，对阴阳风水周易星座这些经验科学的推崇皆属此类。人都是脆弱的，需要安全感，我理解，有时我也这样。
假设有一个我不持有的股票，让我预测它的涨跌趋势，我会说一半一半。可如果老板硬是把它买下了作为奖金发给我，再让我预测它的涨跌，这时的心理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会更加留意利好的信息，因为那使我开心；我会不去相信甚至忽略那些利空信息，因为它们使我感觉很不好。虽说正面负面的信息可能各占一半，但又有什么用呢？我这种证明的过程，本质上只是为自己寻求心理安慰，和事实怎样无关。
算命的比我们更了解人性，他们知道怎么说话人们愿意听。保险公司比我们更精于计算，他们知道如何设定条款使得一个事件看起来发生的可能性更高或更低。宣传机构知道如何反复报道一些“个案”，以左右人们对全局的观点。
巡抚不是说了吗，典型不是一万个人里面一个代表，而是一万个人里面只有那么一个。
—— 韩寒《长安乱》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